原创 索恩thornbird 索恩thornbird

瑞士的战争、法国的革命，都在不断刺激着席勒思考——人类该如何追求与实现自由，民族该如何获得尊严、避免灭亡，在席勒的眼中，相比在暴力与斗争中谋求政治权力和政治世界的自由，更为重要也更为永恒的是通过审美教育、价值内化学会精神的自由，《威廉·退尔》正是席勒这种政治和革命观点的表达，它歌颂了德意志文化精神的伟大——“德意志创造了一种自己的价值，即使帝国覆灭，德意志的尊严依然不可侵犯，这是一种道德伟大，就身处文化之中。”

01

战争再起与《威廉·退尔》的初构

席勒已经多次病得奄奄一息了。告别乃至诀别的情绪，对他而言并不陌生。克里斯蒂安娜·封·乌尔姆布（Christiane von Wurmb）是洛蒂的一位远亲，在席勒家小住几日。在茶桌上的一次对话中，席勒对她说：“人类的所有智慧本应在于：用全部力量把握并利用好每一瞬时光，就仿佛这是唯一的、最后的瞬间一样。”

这段话是他在1801年拜访科尔纳一家后不久说的。席勒预感到，这恐怕将是二人最后一次见面。席勒一家和妻姐卡洛琳娜·封·沃尔措根共同前往科尔纳位于洛施维茨葡萄园的宅子做客并小住了一个月。这儿就是他当年沉醉于友谊时，借着酒兴写下那首《欢乐颂》的地方，所有的一切都让他回想起当初那一段充满启航的情绪、充满希望与期待的过往。

他颇为动情地将小小的花园中厅称为“卡洛斯的摇篮”，而在这几个星期，他给朋友们留下了干劲十足却又时而惆怅的印象。他既欢快又忧郁：当他怀着骄傲与几分得意回顾自己生命中已走过的路时，他知道自己已有所小成；但心中却有什么在鞭策着他继续前进，他还远没有抵达终点。回忆起充满期待的当年时光，又让他激起新的期待。

关于自己的计划，他谈了很多，还说起《墨西拿的新娘》。“我们常常问他，”卡洛琳娜讲述说，“墨西拿的两位王子是不是快要骑马驾到了。”席勒现在是个名人，又因为有无数张他的画像四处流传，他成了公众人物，到处都吸引好奇者与崇拜者。他们也到德累斯顿城外的葡萄园朝圣。席勒就坐在这儿欢快的酒桌旁，周围不仅有朋友，还有请来的以及不请自来的客人。或许他在这儿也谈起了威廉·退尔，因为从德累斯顿传出小道消息，说席勒正在创作一部关于这位瑞士民族英雄的戏剧。

此时的席勒还根本没有构思这部剧的大纲，但传闻却言之凿凿，以至于他在几个月后写信给科塔，说自己“太过频繁地听人说起这个谣言，声称我正在创作一部《威廉·退尔》，以至于我终于开始关注这个题材，并研习了褚蒂的《赫尔维蒂编年史》（Chronicum Helveticum）。这部书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以至于我现在确实开始严肃地考虑创作一部《威廉·退尔》。这将成为一部为我们赢得众人尊敬的剧本。”（1802年3月16日）他期待着歌德的归来，然后他们便可以更深入地交流关于这一主题的看法。

当席勒开始创作《退尔》时，瑞士刚刚失去了它的外在自由，同时也失去了部分内心自由。这个国家成了第二次反法联盟的战场，俄奥联军曾在这里与法军厮杀。1799年，拿破仑占领瑞士，劫掠了藏于伯尔尼的国家财富，废除了联邦宪法，又建立了一个对他唯命是从的傀儡政府。瑞士的元老三州在退尔的传奇故事中就曾扮演过令人肃然起敬的角色，这一次在抗击法国统治时又表现得尤其坚韧。但是，法国的政策也激起了一些回响，因为它为了市民的公民权而取缔了城市贵族的特权。尽管如此，丧失国土以及给法国的巨额赔款，都使得反抗的意志与义愤未曾熄灭。

瑞士联邦的尊严在拿破仑强加给它的“赫尔维蒂共和国”中深受重创，只能通过回忆当年从哈布斯堡皇朝与神圣罗马帝国中解放的那段英雄历史聊以自慰。因此，退尔的传说才重新流行起来，不光在瑞士，也在德国：在那里，反对法国统治的自由意志正开始活跃。德国西部直接被拿破仑统治，南部尚处战争中，在仍守中立的北部，人们则担心会被卷入战争。这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境地，因为人们还不清楚，应当如何看待拿破仑。一些人依旧视他为革命者，根据立场不同或是忌惮他或是期待他。而对另一些人而言，他不过只是个暴君。

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的阵线才逐渐显露出来：政治上对自由的要求与爱国主义将同传统势力结盟，共同抵抗拿破仑的外来统治。19世纪初重获生机的退尔传奇，就从属于这一构建一种既革命又保守之运动的背景。这就是席勒所发掘的退尔素材，而他则让施陶法赫（Stauffaer）在许下吕特利誓言（Rütli-Schwur）的伟大演说中，循着这种精神说出那豪言壮语：“暴君的权力有其限度，/倘若被压迫者无处找到公道，/倘若沉重的高压已无法忍受——/那他就理所当然地向苍天伸手，/从天上取下他永恒的权利，/这些权利如日月星辰高悬天际，/不可转让，不会摧毁——/大自然的原初状况重又恢复。”

消灭暴政、实现奠基于自然权利中的政治自由：这也同样是法国大革命的要求。但退尔和结下吕特利之盟的谋叛者们真的是革命者吗？甚至或许是像书上所记的那种雅各宾派？人们可以将剧本理解为一出革命戏剧，而部分读者尤其是官方政治层面也的确是如此理解的，因此从来不乏种种阻止剧本上演或将之弱化的尝试。

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威廉·退尔》才得以无删减地登上舞台。魏玛的首演删去了对哈布斯堡家族的隐射；在维也纳，这部剧起初干脆遭到禁演；而在柏林，伊弗兰则未雨绸缪地先删除了第五幕以及其中帕里西达（Parricida）的那场戏。然而，这一切都无法阻止这部剧在德国舞台上的凯旋，恰恰相反，种种刁难增强了全剧的破坏力。在许久以后，这种破坏力依旧有所展现：希特勒同样禁止了这部剧的上演。

02

席勒的“德意志文化民族”思想

但人们怎么理解全剧是一回事，席勒怎么理解则是另一回事。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席勒详尽地说明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在他看来，自由、人权和共和的确是值得赞美的目标，只要追求它们并为之奋斗的人类在内心中也同样自由。他反对费希特认为只有在为了自由的政治斗争中才能学到自由的观点，而是倾向于自己的理念，即人类只有首先在审美教育与游戏中学会自由并价值内在化，才能在外在的政治世界中实现自由。在此之后，他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观点。

拿破仑的崛起虽然因为权力的魔力而让他着迷，但也同样让他愤怒。他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担忧成了现实，即在不自由人的社会中，人们将会崇拜独断与自私的权力。席勒认为，只有那些不追求自由、只崇拜其所不具有的权力的人，才会视拿破仑为偶像。席勒厌恶拿破仑所引发的向他臣服的热潮。

每隔一个周三，人们就在晚上剧院散场后去歌德家用晚餐。他们避免用“俱乐部”的名字，因为这个词听上去恐怕太过革命。“茶话会”听着没什么危害，而众人的聚会也应当如此。14个精挑细选出来的朋友与主人和席勒相聚一堂，而那些让所有成员都感到舒适的客人，也得以加入。有时当公爵想要借着鹅肝、美酒和文学稍稍放松时，便也会来做客。不过，即便人们又是唱歌又是闲聊，茶话会的气氛还是略显僵硬。

“参与者们既不在尘世，又不在天堂，更不在地狱，而是身处一个有趣的中间状态，时而难堪，时而欢愉。”歌德如此描述这个圈子。席勒便是在这里让人听到了他对法国的野蛮精神的谴责，也是在这里为太子献上旅途的美好祝愿：“愿祖国的精神与你相伴，/当那摇曳的舢板/将你渡至左岸，/因为德意志的忠诚在那儿消散。”他希望王子能够足够勇敢，在权力中心发现其奥秘。只有在巴黎，人们才能“向下落入/喷涌岩浆的火山口”。

而席勒同样在周三小茶话会上朗诵的另一首诗，处理的则是《巴黎的古代艺术品》（Die Antiken zu Paris）。法国军队被描述成掠夺欧洲艺术珍宝的强盗，但被劫掠的珍宝将为自己复仇：“它们将永远向法国人沉默，/永不离开它们的基座，/踏入生命的新队伍。/只有将九缪斯藏在温暖心中，/才能将它们拥有，/破坏者只当它们是砾石。”谁若要占有艺术，就将失去艺术。艺术只为自由的心灵展开；这也必然如此，因为在宏大政治中消亡的自由，在艺术中找到了避难所；也只有自由而不是暴力才能让艺术开始诉说自由。在政治的纷乱中，席勒所建议的是对“美”的静心虔诚。

也正是席勒首先在这个惬意的周三茶话会上极为坚定地提出了德意志文化民族的思想。在《新世纪的开始》一诗中，起头的问题就已经对此做了暗示——“高贵的朋友！哪里为和平敞开大门？/哪里让自由避难藏身？”——；而全诗又以对此问的回答收尾：“你须得逃离尘世纷争，/遁入心灵的宁静圣所，/自由只存在于梦的国度，/美只能在歌声中绽放。”[18]席勒计划在一首题为《德意志的伟大》（Deutsche Größe）的哲学—政治长诗中详细阐发德意志文化民族的理念。

这首诗虽然未能完成，但有几段前期习作得以流传；这些草稿用精妙的表达描绘出了席勒为自己定下的思路：“此时此刻，德意志名誉丧尽，/走出浸透他泪水的战争/……/他还能自命不凡？……/是的！他可以！……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民族/是两回事。德意志的崇高与威严/从不停留在他的王侯们头上。/与政治分离，德意志创造了一种自己的价值/即使帝国覆灭，/德意志的尊严依然不可侵犯。/这是一种道德伟大，就身处文化之中。”

德国无法跻身欧洲的大政治，但它的“尊严”却展现在“文化”之中。相比赢得快丢得也快的政治权力，文化更为持久。如果文化可以持久，就意味着要创造这样一种文化也需要很久。因此德意志人是作为一个迟到的民族进入世界历史。“每个民族在历史中都有自己的一天，但属于德意志的那一天是整个时间的丰收时分。”若是有这样的愿景，人们如何能不相信，正是“世界精神”（Weltgeist）“选中”了德意志人，去实现在欧洲促进自由与美好人性的伟大使命？然而席勒却不曾梦见：从迟到的民族中诞生的并非民主与文化的成熟，而是特别强烈的歇斯底里与仇恨，缓慢成长的文化与教养并未能强大到足以阻止野蛮，而这种文化甚至自甘成为工具，服务于野蛮的目的。

03

《威廉·退尔》中席勒的政治表达

《威廉·退尔》描绘的是一场合乎席勒口味的革命。他曾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这样评述法国大革命：“一个慷慨的瞬间遇到了感觉迟钝的一代人。”但与法国人不同，仿佛出自神话世界的瑞士同盟者还尚未被现代性所腐坏，他们既不“粗野”也不“懒散”，既非纯粹“粗鄙”的自然，亦非精于钻营的“非自然”。革命正应以这样的素材构成。《威廉·退尔》是席勒歌颂一场成功革命的大戏。这场革命之所以能够实现自由、平等与博爱，乃是因为在这里守卫并争取外在自由的，是内心自由的人。

在这里，他能展示出真正的革命是一场保守的革命；革命并非归功于对全新人类的寻找，而是对古老而善良的人类的捍卫；伟大产生于既有世界对一种糟践万物与人类的所谓“革新”的反抗；田园并不只有诗情画意，而是也懂得如何捍卫自己的尊严，甚至不惜谋杀暴君；在持存中也可以有进步；人们若是与时间共进，很可能迷失自己。《威廉·退尔》所呈现的这种自由，人们不必等待属于它的历史时刻，只要运用就能始终拥有；与其说是要争取，不如说是要保存这种自由；与其说是历史造就的自由，不如说是在抗争之下从历史中夺取的自由。

对于退尔而言，政治就属于他要避而远之的“文化”。他要捍卫他的直接，反抗调停、阴谋、计划和策略的世界。没过多久，当组织政治抵抗的施陶法赫尝试为共同行动争取退尔时，却遭到了他的拒绝。“这么说，倘若祖国濒临绝境，岌岌可危，/不能指望你共赴国难奋起保卫？”施陶法赫如是质问；而退尔则回答说：“退尔会把迷途的羔羊救出深渊，/怎么会漠然抛弃自己的朋友？/可是，你们要干什么，请别找我商量，/我不能长时间地权衡利弊，斟酌良莠；/你们若有什么事情要我去干，/就招呼一声，我绝不会冷眼旁观。”

只要掌权者不招惹他，退尔就平静地生活；他相信自然的生命秩序将会比暴政的政治阴谋更为长久，也信任这种生命秩序的力量与延续。“残暴的统治者不会掌权长久。”他活在自由中，不必为之奋斗。这是他生命的元素，“他的呼吸便是自由”。

这一部戏，如席勒在给伊弗兰的信中所写，应“作为一部大众戏剧吸引心灵与感官”（1803年7月12日）。而它也的确在各处受到大众追捧，因为剧本运用宗教与共和的元素，充满传奇色彩地将集体的美好梦想搬上了舞台。席勒塑造的这个革命神话，将双重目标合二为一：保留优良传统的愿望，以及对新的开始的兴趣；既留在眼下的位置，却又启航前往新的彼岸。人们不必将这一神话祛魅，而是应当祝愿它能作为愿景长久地留在人类的记忆之中。“不，暴君的权力有其限度。”

谁书写神话，或许自己就会成为神话。席勒的声望便是如此。在他去世后成为19世纪固定的民族节日的“席勒庆典”，在他生前就已开始。但扮演民族英雄的角色却更多地让席勒觉得不舒服。即便他享受自己的名声，却依旧因为这种名声而浑身不自在。演员安东·格纳斯特（Anton Genast）曾在这位大名人身旁经历了他晚年的几次登场，发觉无论老少都更为席勒而非歌德痴狂。

然而：“与歌德相比，席勒在人群中的一举一动是多么不同：花花绿绿的社会着实让他感到恐惧，而他人的景仰在歌德看来理所当然，却让席勒难以忍受，叫他很不好意思；因此他总是寻找孤寂的小路以逃避永无止境的问候；但是一旦有人说，席勒出门了，人们必定会选一条能遇到他的路。他通常低着头穿过人群，友好地感谢每个问候他的人。可歌德在这群读者中间是多么不同……大踏步走来，高傲得像个皇帝，仰着脑袋，打招呼时只是仁慈地轻轻点一下头。”

对魏玛而言，那是一系列喧嚣的盛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还会有人谈起。但在参与者中间却留下了侮辱、嫉妒、敌意与幸灾乐祸。从这一天起，大众更加关注这两位文学巨匠的友谊中间是否的确产生了裂痕。回想到这种情绪，歌德带着几分愠怒与极大满足在他的《年历》（Annalen）中记录道：“但我和席勒……所计划的一切，都在既定道路上继续前行，不可阻挡。”

人物档案馆馆丛书 002

同席勒一起，进入德意志精神难以忘却的黄金时代

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著

毛明超 译

2021年8月出版 

ISBN 978-7-5201-8319-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索·恩

原标题：《德意志民族的精神与自由——《威廉·退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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