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琴秋和邓颖超

　　1934年3月，巴中召开了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会上，党代会作出重要决定：武装全苏区和扩编妇女独立团，团长由曾广澜担任，政委是张琴秋，副团长则是刘百兴。该团编成四个连，其中前三个连各有约120人，而四连则拥有90多名战士。整个团共有党员230名和团员300多名，团部设有党委，连队则设有党团支部。团部的编制包括司号班、传令排、马夫和炊事员等。各连则设有连长、指导员、司务长、文书、通讯员、司号员和炊事班等职位。

　　为了确保战斗时的隐蔽性和方便治疗，女战士们纷纷剃去长发，穿着灰色军装，头戴八角军帽，绑着腿，每人配备夹被一床，以及用于攀山和携带物品的脚码子和手钩子。她们还背着装有生熟干粮的袋子。连级干部配备马枪，而战士们则持有步枪，每人携带两枚手榴弹。

　　在我母亲听完张国焘的报告后，总部很快将女同志集中起来，成立了妇女独立二团。这个团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后方机关、医院和仓库，清剿土匪，运输武器、弹药等物资，以及转运伤兵。二团驻扎在川北旺苍坝一带，负责后方的警戒和肃清反动武装的任务。

　　团长刘百兴是一位湖北人，她能力出众，身材高大，但文化程度不高，打起仗来却异常勇猛。她是军长余天云的妻子。在打杀牛坪时，由于战败，刘百兴被错误地指控为“AB团”成员，被调到后方。后来，余天云军长在雅安作战时，因被指控犯下错误，张国焘派人将他绑起来。在过丹巴河时，刘百兴得知爱人余天云被张国焘杀害，愤怒之下跳河自尽。妇女独立二团中，还有一位男性担任副团长。

　　当时，我母亲在独立二团一营一连担任连长，并代理指导员。后来，指导员潘家珍也加入了连队，她来自巴中，两人一起在连队中工作。

　　一天清晨，连队中的排以上干部和共产党员被召集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参加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部署转移伤病员的任务。陈昌奉首长主持会议，他强调：“仅仅是部队转移是相对容易的，但总医院有1000多名伤病员，其中需要用担架转运的就有五、六百人。这些同志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负了伤，流了血，我们绝不容许在任何情况下丢掉一个。”

　　我母亲和指导员回到连队后，立即召开班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并具体分配了任务。随后，组织大家进行讨论，各班、排长纷纷发言，一致表示即使有再大的困难，也要圆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担架队由两三个人组成一小组，抬一付担架，个子小的则四人一组。各班紧张地做着准备工作，修补鞋子，归还借用的老乡用具。那些有过抬担架经验的同志一遍又一遍地做示范动作，教导那些没有经验的同志如何正确抬担架，如何走稳步伐，如何转弯，以及如何上坡下坡等。

　　晚上，我母亲和指导员再次检查了各班的准备工作。第二天清晨，队伍迅速集合在一块宽阔的地坪里。正值暮春三月，川北的早晨还有些寒意，一阵北风吹来，树梢沙沙作响，让人不禁打个寒战。

　　指导员向战士们发表了动员讲话后，队伍便朝着总医院的方向进发。他们负责抬运50多名伤病员，迎着金色的朝阳向永宁铺前进。从旺苍坝到永宁铺有100里路，是一条崎岖的山路，两旁荆棘丛生，路面铺满尖利的碎石子，行走起来十分艰难。

　　一连的战士们大多是18岁到25岁的年轻姑娘，她们精力充沛，执行任务时都充满了干劲。尽管出发不到30里路，大家已经累得气喘吁吁，肩膀也开始感到阵阵胀痛。但她们没有一句怨言，只有一个目标：尽快且安全地将伤病员送达目的地。

　　共产党员李秀英因为在地主家干活时经常给地主太太抬轿，积累了丰富的抬轿经验。她总是乐呵呵的，干起活来有使不完的劲。她和史忠花一起抬着一副担架走在最前面，不时地向后面发出鼓励的喊声。遇到转弯的地方，她们会默契地配合，提醒后面的同志注意调整担架的位置和步伐，这样不仅确保了安全，还让大家在紧张的任务中找到了些许乐趣。

　　中午时分，太阳高照，阳光强烈。当担架队进入一片林荫地带时，司务长下令休息20分钟。他给大家分发干粮，并尝试寻找水源解渴。然而，附近的水源并不适合饮用，水中混有小虫子。面对这种情况，大家没有抱怨，只能勉强用炒面充饥。水，这个在此时显得尤为珍贵的东西，让大家更加渴望和珍惜。尽管条件艰苦，但战士们依然坚定地踏上了继续前行的路程。

　　水，如此珍贵，每一滴都显得弥足珍贵。然而，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腰里，又何处去寻得一丝水源呢？更何况，时间紧迫，我们实在无法在此处多做停留。指导员紧握着炒面，勉强吞咽下去，周围的同志们也效仿着开始进食。

　　担架上的伤病员们，明白我们的困境，纷纷将水壶递向我们这些抬担架的战士，但我们坚决地拒绝了，因为我们深知，水对于伤病员们来说，是生命的源泉。

　　躺在担架上的小吴，尽管身体虚弱，却挣扎着要给我们喝水。他双手颤抖着捧起水壶，眼中满是感激与坚定。我们婉言谢绝，他却不依不饶，最终在我们的坚持下，才勉强作罢。

　　小吴眼中泪光闪烁，对我们这些担架队员说：“想起过去在老财家里当长工时，病了不仅没人管，反而逼着我出工。现在，你们用肩膀抬着我们走，一点点水也要留给我们喝。你们真是太关心我们了！”他的话语，深深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前行的信念。

　　李秀英提议唱首歌来提振士气，于是我们齐声唱起了激昂的歌曲。歌声在树林中回荡，在山谷中飘荡，它驱散了我们的疲惫和干渴，让我们重新振作起来。

　　我们抬着担架继续前行，不知翻过了多少座山岭，行动越来越困难。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肩膀也被磨得红肿不堪。路旁的小树枝和荆棘不断敲打着我们，许多人的腿都被划破，鲜血直流。

　　然而，我们并没有放弃。连里年纪最小、个子最瘦小的王小华和于明凤两人，虽然步履蹒跚，却始终坚持着前行。她们不愿意让我们替换她们，只是让我们鼓励她们一下。当我们回到自己的担架旁时，却发现我们抬的那位党支部书记刘林和同志已经不见了。他拄着一根棍子，正一拐一拐地走着。他见到我们走近，略带歉意地说：“把你们急坏了吧？没什么，我活动活动身子骨。”我们明白，他只是想让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坚决地将他按回担架，抬起就走。

　　有些重伤员也坚持要自己下来走，顿时乱作一团。我们大声喊道：“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大家这才规规矩矩地躺好。我们眼里含着泪花，感激地望着这些勇敢的伤病员们，然后再次踏上了征程。

　　太阳渐渐西沉，我们来到一座山脚下。一条小溪从山间流过，山峰上白云缭绕。我们喝了一点凉水，稍作休息后便开始登山。我们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防止滑倒。抬前头的人用劲往前拉，抬后面的人用劲往前送，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往上登。遇到特别陡的地方，抬后面的人还得用双手将担架举过头，以保持平稳。

　　离山顶大概还有半里路时，大家都已经筋疲力尽了。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浸透，鞋子也破旧不堪，露出的脚丫被石头擦出了血泡。我们撕下两件上衣做成布条子，给那些鞋子坏了或没有鞋子的同志包扎起来。短暂的休息让我们恢复了体力，也为继续前进积蓄了力量。

　　时间在前进中流逝，道路一里一里地被我们踩在脚下。当夕阳的余晖洒满大地时，我们终于翻越了最后一道障碍物——一座只能爬行的小石山。随后，一条平坦宽阔的乡村大道出现在我们眼前。

　　夜幕降临时，永宁铺——这个我们盼望了一天的小集镇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同志们精神振奋地高呼起来：“到了！”“我们胜利完成任务了！”

　　作者： 老红军李新耀、刘照林之女 李军

　　编辑整理：武昌新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