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或许会被风干，灵魂却要永远保持纯粹。—多巴胺

　　一袭泛黄的白大衣，浸润了许多难以割舍的魂灵。

　　一支斑驳的瞳孔笔，定格了无数不愿闭合的眼睛。

　　急诊抢救室里躺着一位病人，一位年仅36岁的妈妈。

　　凌晨三点，我站在她的床头，看着心电监护仪上跳动的数字，听着她半睡半醒之中拼命呼吸的声音。

　　或许她已经感觉到了站在病床前的我，全身皮肤黏膜泛黄的她努力要摘取扣在面部的呼吸面罩，似乎有些话要对我说。

　　协助患者取下面罩后，已经人生末路的患者用灰暗的眼神看着我，这让我有些手足无措。

　　事实上，即使是说出一个汉字对她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她张了张嘴，还没有说出一句话，心电监护仪上经皮指脉氧饱和度的数字便已经下降到了60%。

　　抢救室中原本尚算平静的夜被心电监护持续不断的警报声打破，患者耷拉着的眼睑和黄染的巩膜让我感到或许属于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灯…..关上…..”

　　说完话后，赵大胆赶紧又为她带上连接上了无创呼吸机。

　　每个人都知道等待着她的最终将只有死亡一种可能，我甚至在心中反复盘算着她的最终时刻将会是一副怎么样的人间场景？

　　赵大胆孤独的坐在抢救室的角落里，眼睛始终盯着心电监护仪上跳动不安的数字。

　　为患者关上灯后，我转过身来反手关上急诊抢救室的大门。

　　在那一秒钟，我有些迟疑了，因为我在黑暗中看见了绝望。

　　心电监护仪的屏幕上发散着微弱的光芒，就像在风中摇曳着一般，随时都有可能熄灭。

　　每年年终的时候，我都会负责对一年的工作作出总结，其中包括抢救成功率和死亡数字。

　　这些指标并非冰冷的数字，而是一堆血泪故事。

　　在我的心中总是会有一些不安，有一些沮丧，有一些无力。

　　因为在抢救成功率的反面便是失败率，便是许许多多个个体的消亡，便是无数个家庭的悲伤。

　　因为我们虽然成功救治了很多人，但也亲自送走了很多人。

　　而在这些消亡的个体之中，便有着这位年仅36岁的妈妈。

　　已经陷入寂静的抢救室，在凌晨三点的夜幕下被淹没在无尽的黑暗之中，而在这黑暗之中还有一个知道自己将死却还在努力活着的人。

　　心电监护仪和无创呼吸机的报警声，如同催命的鼓声一般敲打在我和赵大胆的心间。

　　我不怕黑暗，因为黑暗的尽头便是光明。

　　我不怕死亡，因为死亡只是另一种意义的新生。

　　让我害怕的是夹杂着绝望和哀嚎的黑暗，因为它的未来只有更加黑暗，永远看不见朝露。

　　让我害怕的是死亡前人性的展现，因为它总是能够痛彻我的心扉。

　　虽然有许多不甘，有许多彷徨，有许多无奈，但我还是关上了抢救室沉重的大门，只将赵大胆和她锁进了那无边的黑暗之中。

　　关上门后，一直等候在抢救室门外的家属围了上来。

　　“怎么样？”患者几乎一夜之间便白了头的母亲已经没有了当初的哀伤。

　　我还没有来得及问答，患者的堂哥便对我说：“等我们准备好了之后，你就把呼吸机下了吧。”

　　“确定吗？”

　　谁都知道，一旦去除呼吸机，那就意味着死亡的降临，而且是很快的降临。

　　“我们都已经商量好了，这也是她自己的意思，谁让她喝下了最毒的毒药呢？”你可能不相信这是患者父亲说出的话，但我却能理解这位父亲的无奈和苦楚。

　　17天前，这位36岁的妈妈因为和丈夫吵架，一时冲动喝下了五十毫升的某种剧毒农药。

　　它是一种至今也没有特效解毒剂的农药，即使只有几毫升的量也会给人体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

　　而五十毫升则意味着必死无疑，并且是最残忍的死亡方式，肺功能衰竭。

　　肺功能衰竭只是五个冰冷的名词，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却是痛苦的煎熬，如同窒息一般的煎熬。

　　用最通俗最残忍的话来说：患者最后会因为缺氧而被活活憋死。

　　服毒之后，她曾在外地医院治疗了十一天。

　　然后，又被转回了本地。

　　父母说：“我们知道没有救了，但回家等死却又舍不得。”

　　丈夫说：“就在医院里走了吧”

　　可惜的是，这种无解的毒药依旧能够很轻易在市场上购买得到。

　　比如这位患者，她便是在网络上查询到农药的剧烈毒性之后，特意在市场上购买了并且服用了五十毫升。

　　你永远无法唤醒一个装睡的人，医生也永远无法挽救一个执意要死的病人。

　　一年前，我曾经再一次遇见过一位服用这种药物自杀的年轻男性患者。

　　我问他：“你为什么喝农药？”

　　他的回答却让我不寒而栗：“我在电视剧上看见过，知道喝这个东西后没有药救！”。

　　最后这位年轻男性患者在医院里挺了一个月，还是倒下了。

　　虽然这位年轻的妈妈始终都抱有必死的决心，但是她的家人却不愿意放弃。

　　让人心痛的是，疾病总是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它并不会因为人的意志而转移。

　　最终，家属慢慢的接受了这种无奈而残酷的现实：死亡。

　　让我佩服的是患者自己无所谓的心态，早在几天前，她便在字条上歪歪扭扭的写着：“拔了呼吸机，永远解脱了！”。

　　经过几天几夜的心理折磨后，在我多次拒绝家属安乐死的要求后，家属们达成了一致意见：等她睡着后，家属自己扯下呼吸机，让她在不知不觉中死去。

　　这个意见虽然比较残忍，但也是最人性化的一种选择。

　　可惜的是，他们却忽略了一点：已经人生末路的患者，根本无法闭上眼睛，更加不可能踏实上睡下去，严重的缺氧和多脏器功能衰竭使得她痛苦不堪。

　　赵大胆依旧端坐在抢救室的角落里，没有表情，没有说话。

　　对于医务人员来说，最大的开心莫过于抢救成功，而最大的沮丧也莫过于替患者盖上那张冰冷的白布。

　　而此刻，我和赵大胆所需要做的就是那件最不愿意的事情：宣布死亡。

　　一个小时后，她依旧睁着双眼盯着被天花板阻隔的天空，家属依旧在抢救室门外徘徊着。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并不是患者自己和家属的放弃，而是现代科技的局限和我自己的无能为力。

　　对于医务人员来说：眼睁睁的看着病人慢慢的死去，而无能为力，大概是一件最心痛的事情吧。

　　凌晨五点，她终于慢慢的闭上了眼睛。

　　“她已经昏迷了，要不要撤了呼吸机？”赵大胆询问我的意见。

　　她终于还是抵挡不住死神的召唤，踏上了远去天国的征途。

　　唯一让我感到没有那么纠结和难过的是：在撤下呼吸机之前，她已经昏迷了。

　　我不敢想象那种无奈悲痛的场景：患者还有着清晰的意识，却被断绝了最后的治疗手段。

　　最终家属达成了自己矛盾的要求：“既不愿眼睁睁的看着患者死去，又要求留有一口气回家”。

　　心电图机上那山峦叠嶂般的QRS波很快便演化成了一汪死水之中的涟漪，心电监护上闪烁的数字也慢慢在喧嚣中归于寂静。

　　就这样，在凌晨最黑暗的时刻，在破晓时刻，在她年仅八岁的孩子还在睡梦之中的时候，她孤独的灵魂便悄然走在了天堂的路上。

　　此时，抢救室里的白炽灯依旧散发着让人不能直视的光芒，可是我却依旧看见了满着绝望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