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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起，瑞金医院胸外科在每日常规查房的基础上，增设每周一次的英语教学查房，旨在提高青年医生的业务能力与外语水平。现将部分病例与广大读者分享，欢迎交流，共同进步！

患者男性，57岁，发现肺部多发结节约1年。2024年4月，检查发现肺部多发结节。CT检查发现结节大小约4-7毫米。建议定期随访。2025年4月，CT复查显示结节增大。右肺下叶基底段见一13毫米部分实性结节，边缘呈分叶状。右肺中叶外侧段见一9毫米结节，可见空泡征。右肺中叶另见一6毫米结节。患者否认糖尿病、高血压或其他慢性病史。未发现转移迹象。

患者于2025年5月13日于我院行胸腔镜下右肺上叶部分切除术，右肺中叶部分切除术及右肺下叶（S9+S10）肺段切除术，纵隔淋巴结清扫术由于手术切除范围较大，患者术后出现漏气，术后应用了数字化胸腔引流装置后仅比常规出院时间延长1天。

讨论

Discussion

一、数字胸引瓶概述

数字胸腔引流系统（Digital chest drainage systems，DCDS）可提供漏气速率的客观数据，并能更精准地判断漏气是否停止，从而可能提高术后胸腔引流管管理的效率。其附带优势还包括内置的吸引装置可提供更符合生理状态的胸腔负压应用，以及对引流液体量的持续追踪。

二、数字胸引瓶应用的相关研究

2024年Palleiko在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上的一项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比较了2021年至2022年间124例使用数字胸腔引流系统（DCDS）（2021–2022年）的患者与2019年至2021年间248例使用传统引流系统的历史对照组的患者。分为数字引流系统（DCDS）组，其拔管标准根据定量测量的漏气量（<30 毫升/分钟，持续8小时）来决定拔除胸腔引流管。传统引流系统组（对照组）的拔管决策则依赖于目视观察水封瓶气泡。主要终点指标包括住院时间（Hospital length of stay, LOS）和引流管留置时间。次要结局指标包括并发症以及通过李克特量表调查评估医护人员满意度。临床结局包括住院时间（LOS）缩短，平均住院时间减少 0.8 天（数字组 3.6 天 vs. 传统组 4.4 天，P=0.01）。引流管留置时间缩短，平均留置时间减少 0.9 天（数字组 2.7 天 vs. 传统组 3.6 天，P=0.03）。早期拔管率提高，48.4% 的数字组患者在术后第 1 天（POD 1）拔管，而对照组仅为 26.9% (P<0.001)。非解剖性切除术患者获益显著，住院时间中位数显著缩短（数字组 2.0 天 vs. 传统组 3.0 天，P=0.008）。在死亡率、再入院率或主要肺部并发症方面，两组无显著差异。尿潴留发生率降数字组为 4.8%，显著低于传统组的 12.5% (P=0.02)。这可能与患者早期活动增加有关。本研究在已实施加速康复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ERAS）方案的基础上，数字引流系统（DCDS）仍能改善临床结局。这很可能归因于其提供的客观数据减少了临床决策差异，并促成更早期的决策。医疗机构应考虑将DCDS整合到胸外科ERAS路径中以优化患者康复[2]。

2015年Gilbert在JTCVS上的一项单中心随机对照试验（RCT），根据术后第1天漏气状态（存在/不存在）进行分层。172例患者（87例无漏气，85例存在漏气），接受亚肺叶/肺叶切除术。干预措施包括数字引流系统（Thopaz）组及传统引流系统（Pleur Evac）组。主要结局指标包括住院时间和引流管留置时间。次要结局指标包括引流管夹闭试验、并发症及重新置管率。拔除胸腔引流管的标准基于为引流量<250毫升/天及漏气停止，数字组的漏气量≤40毫升/分钟，持续12小时。传统组为目视无气泡。本研究中主要结局指标无差异，引流管留置时间在无漏气组中传统组为3.0天而数字组为2.9天(P=0.05)，在有漏气组中传统组为5.6天而数字组为4.9天 (P=0.11)。在住院时间（LOS）中无漏气组两组均为4.0天(P=0.09)而有漏气组两组均为6.0天(P=0.36)。关于次要结局指标中夹闭试验在数字引流系统组显著减少（无漏气组和有漏气组均 P=0.01）。对于气胸、重新置管率或其他不良事件等并发症中两组无显著差异。两组间漏气持续时间无差异 (P=0.14)。在本研究中数字引流系统未显示优势，尽管减少了夹闭试验次数，但数字设备并未缩短住院时间或引流管留置时间。但数字胸引瓶仍存在潜在益处，包括客观的漏气量化可能减少观察者间的判断差异及夹闭试验次数减少[3]。

在2018年Takamochi在JTCVS上的一项单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其中299例患者被随机分配至D组（数字系统组）（n=135）及T组（传统系统组）（n=164）。本研究的主要终点指标为引流管留置时间。次要终点指标为术后漏气持续时间、住院时间、并发症及夹闭试验需求。本研究中主要终点指标无差异，包括引流管留置时间中位数其中D组 为2.0天而T组3.0天(P=0.149)。在住院时间中位数中D组为6.0天而T组7.0天(P=0.548)。关于术后漏气情况发生率其中D组为14.8%而T组为26.8% (P=0.012)但漏气持续时间无组间差异。对于引流管夹闭试验D组显著减少为0.7% 而T组则为35.3%, P<0.001。不良事件中如肺炎、心律失常及持续性漏气（≥5天）等并发症的发生率无显著差异。在存在漏气患者的亚组分析，引流管留置时间、漏气停止时间及住院时间均无组间差异。本研究结论表明数字引流系统未显优势：与传统引流系统相比，数字引流系统并未缩短引流管留置时间或住院时间。但仍存在潜在益处包括显著减少夹闭试验需求及降低漏气评估的主观性。与Palleiko等人的研究不同，本试验发现数字系统未降低住院时间或引流管留置时间。潜在原因包括手术方式差异，本研究纳入开胸手术而Palleiko研究聚焦微创切除术。ERAS方案影响Palleiko队列遵循加速康复外科（ERAS）方案，可能放大数字系统效益。另一方面患者选择偏倚也可能对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Palleiko研究中机器人手术比例更高[4]。

在2023年Comacchio在The Annals of Thoracic surgery上的一项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RCT），纳入465例接受胸腔镜肺叶切除术（VATS）的患者（数字组204例，传统组261例）。数字组使用Drentech™ Palm Evo 智能引流系统，数字组的拔管标准为漏气量＜20毫升/分钟，持续8小时），传统组的拔管标准通过观察液面波动评估漏气。主要终点指标引流管留置时间与住院时间（LOS）。本研究发现数字引流系统（CTDS）组显著缩短引流管留置时间中位数。数字组为3天而传统组为4，p=0.001）。住院时间中位数缩短1天，数字组为4天而传统组为5天，p=0.035）。尽管两组漏气持续时间中位数均为0天，数字系统通过客观量化漏气数据实现了更早拔管。持续性漏气（PAL）发生率中两组无显著差异（漏气＞7天：数字组3% vs. 传统组2%；p=0.47）。PAL独立预测因素包括男性（p=0.039），较低FEV1（p=0.004），较低FVC%（p=0.03），术中漏气（p=0.001）。术后并发症率相当（两组均为18%；p=0.83）。本研究中数字引流系统（CTDS）的临床价值是通过提供客观的漏气监测，数字CTDS在胸腔镜肺叶切除术（VATS）后实现了更早拔除引流管和缩短住院时间。尽管持续性漏气（PAL）发生率未改变，但其精确量化数据提升了临床医生对拔管时机的决策信心。数字系统通过缩短住院时间、减少资源消耗，与加速康复外科（ERAS）理念高度契合。建议医疗机构在胸腔镜肺叶切除术中采纳数字CTDS，需权衡前期设备成本与缩短住院带来的长期效益。数字引流系统优化了胸腔镜肺叶切除术的术后管理，在不增加并发症的前提下显著缩短引流管留置时间与住院时间，提供切实的临床收益[5]。

2022年一项Chang在Journal of Personalized Medicine上的Meta分析汇总了近年来的所有临床研究，本研究共纳入设计3399例患者的21项随机对照试验，比较肺切除术后使用数字引流系统（CTDS）、负压引流系统及非负压引流系统的效果。研究发现在住院时间（LOS）与引流管留置时间上数字引流系统（CTDS）相比于负压引流系统住院时间显著缩短 1.4 天，均数差 MD: −1.40，95% CI: −2.20至−0.60，引流管留置时间缩短 0.68 天MD: −0.68，95% CI: −1.32至−0.04。在非负压引流系统与负压引流系统相比住院时间缩短1.05 天MD: −1.05；95% CI: −1.91至−0.18，但引流管留置时间无显著差异。持续性漏气（PAL）发生率中数字CTDS（OR: 0.76; 95% CI: 0.42–1.39）、非负压系统（OR: 0.95; 95% CI: 0.56–1.62）与负压系统间无显著差异。数字CTDS仍排名最优（P评分: 0.78）。数字胸引瓶成本较高约2000–3000美元但缩短住院时间可部分抵消。本研究发现在肺切除术后尤其高风险患者中，数字CTDS是缩短住院时间和引流管留置的最有效方案。虽未降低持续性漏气（PAL）发生率，但其客观监测能力和便携性显著优化了术后管理。资源充足的机构应优先采用数字CTDS，前期成本可通过缩短住院时间抵消。建议在复杂肺切除术或恢复期高风险患者中针对性使用。

综上，数字CTDS通过精准监测提升术后管理效率，为缩短康复周期提供可靠工具，且不增加并发症风险[6]。

三、总结

数字引流系统提供客观漏气监测，可能缩短住院时间（LOS）和引流管留置时间（CT duration），尤其对高风险患者（如复杂肺切除术）获益显著。对于优先追求循证化、高效术后管理的机构，数字引流系统具有优势，但采纳决策应基于成本效益评估。在肺切除术后尤其是胸腔镜肺叶切除术及高风险患者中采用数字引流系统进行术后管理。优先制定统一漏气阈值标准（如＜20毫升/分钟）和拔管规范以优化决策。机构需综合评估设备前期投入与因缩短住院时间、减少并发症带来的潜在成本节省。

数字胸腔引流系统是术后管理的重大进步，通过客观监测加速康复且不增加并发症风险。其与临床实践的整合，有力推动了效率导向的现代外科治疗模式发展[7]。

(刘亚宸，史豪庭，朱康，刘欢，杜海磊)

参考文献：

1.Takamochi K, Imashimizu K, Fukui M, Maeyashiki T, Suzuki M, Ueda T, et al. Utility of Objective Chest Tube Management After Pulmonary Resection Using a Digital Drainage System. Ann Thorac Surg 2017, 104(1): 275-283.

3.Gilbert S, McGuire AL, Maghera S, Sundaresan SR, Seely AJ, Maziak DE, et al. Randomized trial of digital versus analog pleural drainage in patients with or without a pulmonary air leak after lung resection.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5, 150(5): 1243-1249.

4.Takamochi K, Nojiri S, Oh S, Matsunaga T, Imashimizu K, Fukui M, et al. Comparison of digital and traditional thoracic drainage systems for postoperative chest tube management after pulmonary resection: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trial.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8, 155(4): 1834-1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