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天人合一”的理念占有主导地位。从先秦诸子百家学说到宋明理学、心学，再到清初的朴学，历代先哲从不同视域探讨着天人关系问题，但都达成了一个共识：人是天地生成的，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类道德的最高原则是相辅相成的。
早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先哲们就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即人与大自然存在一种默契的规律性对应，且这个法则是超越时空的。老子将其称之为“道”，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是这个强大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庄子则进一步强调，人类不能离开天地万物而独立存在，即“人与天一”。北宋哲学家、理学的奠基者程颢提出“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即“天人同体”。此后，南宋理学代表人物朱熹提出了“天人一理”论，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提出了“天人一心”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提出了“天人一气”论，等等。
儒家代表人物也同样表达了人与天本性相通的思想。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西汉时，董仲舒亦言：“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北宋时，张载更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概念，认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以此阐释儒家的世界观以及相关的修身要求。
其上种种，虽表达方式各有不同，但在坚持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相统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立场上，是彼此相通的。孔子在《论语·述而》中将“仁爱”扩展到对整个自然界的爱护，甚至提升到道德的高度。“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只用鱼竿钓鱼，而不用渔网捕鱼；只射飞鸟，而不射归巢休憩的鸟，以此告诫人们对自然也要心存仁爱，不可滥捕滥杀、杀鸡取卵、竭泽而渔、“逆天妄为”。《周易·系辞传》中有一句话与孔子之言可谓异曲同工：“天地之大德曰生。”意思是天地最大的美德，就是孕育出生命，并且承载、维持着生命的延续。万物都有灵性，万物都有生命。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爱护生命、敬畏万物即是美好的德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的命运与大自然息息相关，如果不懂得尊重自然规律，不知敬畏，肆意妄为，必会受到惩罚而反噬自身。其实，我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具有高度契合性，恩格斯曾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铁一般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类自己，保护自然也是保护人类自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荒漠变林海的塞罕坝，到“沙进人退”转为“绿进沙退”的库布其沙漠，再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生态合作、绿色基建，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传统智慧，正在被一种更具现代性和探索性的表达方式写入当代中国绿色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明了发展和保护协同共进的新路径，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新境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这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也是对世界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