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当时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联合查房的时候，另一位队长提醒我们：“你们要不要再考虑下，这个（病人拔管）不一定能成功的。”我回答：“就当给我们一个机会努力一下。实在不行，我们再考虑其他的治疗方案。”敢说出这句话，一是因为我们有一定的信心，第二也是真的想给病人一个机会，希望能够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健康。

还有一名75岁的病人，也是在震中肋骨骨折。考虑到病人年龄比较大，其他外科医生的治疗意见又不一致，就把她转到重症监护室里来。我们第一时间给她做了CT，发现她右肺骨折的地方有些痰出不来，就使用药物治疗，准备等情况稳定后转到隔壁普通病房去。

第二天早上我去查房，病人呼吸比前一天更浅更快，于是又给她做了一次CT。前后两天的CT一比，发现她肺部气管的一个开口被下肺痰堵塞了，明显变成肺不张，需要通过做纤维支气管镜把里面的痰吸出来。当时我们认为：最好是做气管插管，方便我们后续多次吸痰。对家属做思想工作后，她女儿同意了插管，但弟弟始终不同意，病人一直处在缺氧的状态。

因为病人肋骨骨折，咳起来非常疼，到第三天查房时，她已经快受不了。趁这个机会，我们再次动员家属：建议开刀固定骨折的地方。劝说之后，家属也都同意了。因为动手术的时候要做全麻，病人需要做气管插管，我们跟做手术的医生讲：手术之后管子不要拔掉，带到我们ICU里来。其实就是换了一个策略，把我们的问题都给解决了，一个是把肋骨固定起来了，另外在管子放好之后，可以充分地把痰清理干净。

后续两天，我们把病人的痰吸干净，再用上抗生素，病人断掉的肋骨一天天康复，也敢放开咳嗽了。几个因素综合起来，病人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如果不是因为开刀给我们留下的插管机会，后续情况真的很难预料。不过最后人救活了，家属和病人还是非常开心的。

经过近十天的救治，1月16日下午，我们负责的所有重症病人都脱离了危险，成功从ICU转入普通病房。

走向下一个“三十年”

之前，我经常参加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们病房接收了一批来自灾区的病人。往后，我参加过2019年无锡火锅店爆炸救治，以及2020年疫情暴发驰援武汉的行动。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上海这边的ICU，主要负责危重症病人的治疗。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高原救援，对西藏，我还是充满敬畏。以前也有朋友邀请我一起到西藏旅游，我说身体适应不了，这把年纪还是不去挑战了。但是这一次任务来了，也没有再想这么多。

2008年汶川地震，救援的设备远没有现在那么完备。这一次，震区信息第一时间上网，后方病人转运、救援分工、医疗队派驻都从前边的救治里吸取了很多经验，能感觉到救治更有层次、更科学化，救援效率也比以前更高。

最开始病人多，每天十二小时连轴转，病房里氛围紧绷。随着重症病人一点点转出，我们的心理压力也松下来。基本完成援助任务后，重症组分批从日喀则撤离，最早撤离的是协和医院和华西医院。1月16日，我们负责的最后一名的病人顺利转出ICU，和当地医生交接后，正式结束了这次救援。 

回来后本来是让大家休息几天，但因为我还有很多工作，周一还是正常上班。这几天上班，我明显感觉比以前累，可能是在高原缺氧和高强度工作后留下的后遗效应。

今年是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的第十年，上海和日喀则结对帮扶也刚满三十年。当地的医疗仪器设备已能较好满足危重病人的救治了，比如床旁纤支镜，我们ICU只有三台，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的ICU则有四台，还都是大品牌的设备，床旁血液净化设备也有好几台。硬件设施为我们落地后无缝衔接开展治疗提供了比较大的便利，不会空有一身本领没处施展的窘境。

因为上海和日喀则两地医护人员经常交流的缘故，我们跟当地的医护人员相处很融洽。他们对我们非常客气，经常一口一个“老师”跟我们交流。每个医院都有自己的信息系统，当地医生会协助我们开医嘱、查询疾病史。有时语言不通，特别是和年纪大的病人沟通，如果听不懂，会有藏族的护士帮我们翻译。临走前，几位医生还找到我们一起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