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乔    勇

 

     “千载繇泉蒙古风，瑶池泄玉暗钟声。菩提慧眼识圣水，蜿蜒经幡聚簪缨。湖畔犹槎梧桐树，关山虽远赴萱庭。曾经繁盛织罗锦，画栋如今却凋容”。古往今来，无数的墨客骚人踏遍祖国名山大川，留下讴歌赞美的诗作万千，即便是上世纪初俄罗斯人修建的扎兰屯秀水吊桥也曾留有叶剑英元帅、著名作家老舍、著名教育家叶圣陶等人的殷殷墨迹，然位于达赉湖畔，曾经历和见证过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波澜壮阔之民族发展史的千年之圣泉却始终寂寂无闻、见弃于人。于是，笔者布鼓雷门，拙赋一诗，权作本篇《曾经的圣泉》之引言。

     中国之名泉遍及南北，诸如济南趵突泉，杭州虎跑泉、龙井泉，无锡惠山泉等。济南趵突泉因泉城而闻名，因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曾故居于漱玉泉边而蜚声中外；杭州虎跑泉钟灵毓秀，蕴含深厚的佛教文化，尤其是近代高僧弘一法师在此出家，该泉愈加闻名遐迩；杭州龙井泉位于西湖龙井茶产地，这里留有大文豪苏东坡的足迹，乾隆皇帝数度于此并御笔赋诗；无锡惠山泉是茶圣陆羽钦定的“天下第二泉”，著名民间艺人瞎子阿炳在这里谱下了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之《二泉映月》而愈加闻名于世。但若论及扎赉诺尔之圣泉，却知之者寡，恐只有生于斯、长于斯的扎赉诺尔人，特别是生活在圣泉之畔的灵泉人视圣泉之泽如若醍醐，言不知者寥寥。即或他乡于桃源之地者，也无时无刻不心在魏阙，藕断而丝连。殊不知，扎赉诺尔之圣泉绝非仅是草原深处一泓净水，亦或是盘古开天时散落于此的一粒蚌珠，在圣泉之畔的卵石之下、青苔之上、木叶之间无不承载和蕴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恢弘历史，只是我们对扎赉诺尔远古历史知之甚少罢了。关于圣泉，巴尔虎草原上曾有一个流传经远的传说，谓当年成吉思汗金戈铁马率部统一蒙古草原之时，曾在此有过一番殊死鏖战，不幸被宿敌击败，身边只剩几十余亲兵，无奈退守达赉湖畔。忽一日，人饥马乏之时，但见几只黄羊在湖畔游荡，便跃马搭弓。虽几经围追，素有“草上飞”美誉的黄羊还是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疲惫的战马任凭主人怎样鞭挞也不再驰骋。待策马缓行之时偶发现一处凹地，泉水汨汨，清风习习，成吉思汗跳下战马来到泉边，掬一捧清泉畅饮，顿觉疲惫尽消，力气倍增。于是，便在此招集旧部，列阵操练，昔日荒凉之地，一时间人喧马嘶，帐幕排排，毡包座座，军威重整，并自此一举完成了统一蒙古草原之宏业。为此，成吉思汗赐此泉为“阿尔山布拉格”，蒙古语意思为“圣水灵泉”。也许有人会说此传说乃无稽之谈，但谁又敢断言成吉思汗于八百多年前在统一蒙古草原的征战中，在达赉湖畔征战塔塔儿部、扎木合部（史上著名的阔亦田之战）的过程中没在圣泉之畔饮过战马？没在圣泉之畔安营扎寨？传说固然不是历史，但传说并非空穴来风。本土著名文史工作者郭文发先生在其《从远古走来》一书中曾援引《蒙古秘史》中一段史实，文中载铁木真在率部统一蒙古草原的征战中，因王罕父子追杀，遭受重创，仓促转移，被迫安营在巴勒注纳湖亦即班朱尼湖一带进行修整。当铁木真与哈撒儿兄弟在此相遇时，“铁木真军中一无所有，铁木真只能以湖水当酒，双手捧起湖水一饮而尽，其他19名首领也都喝了几口。铁木真饮完捶胸举手，对天发誓说：‘使我克定大业，当与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据史籍载，这个地方（班朱尼湖）有几条水不多的泉，泉水不够他们和牲口喝，因此，他们只能从污泥中挤出水来喝。这就是著名的巴勒注纳（班朱尼湖）盟誓。郭文发先生依据史籍上记载的方位进行推断后认为，《蒙古秘史》上所记载的班朱尼湖很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额尔古纳河的源头—“二子湖”一带。当我们再次阅读这段历史记述时发现，“巴勒注纳（班朱尼湖）盟誓”这段史实记载竟然与民间圣泉之传说如此惊人的相似。透过史籍，我们似可翻开这样一幅幅历史画面，扎赉诺尔之圣泉位于达赉湖北岸，这里是昔日巴尔虎草原的中心地带，这里曾是蒙古先祖走出“蒙兀室韦”迁徙斡难河之前最早的栖息之地，这里是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北方民族成长、壮大的摇篮地，这里是当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的“演兵场”，这里是成吉思汗率部西征横跨欧亚的“中转站”。如此恢弘的历史文化，与成吉思汗征战蒙古草原息息相关的扎赉诺尔之圣泉，难道尚不能与文人墨客笔下的趵突泉、虎跑泉、龙井泉、惠山泉等相媲美吗？

       关于“灵泉”名称的出处还有一个说法，当年侵华的日本人在扎赉诺尔地区统治期间对圣泉顶礼膜拜，故而取名“灵泉”。关于此说法的真实程度无从查考。笔者认为，即或“灵泉”之名果是日本人所取，那也只能是日本人照猫画虎，在蒙古先祖所赐予的“阿尔山布拉格”之名的基础上所做的一个直译而已。

上世纪80年代，两位老额吉在灵泉的泉眼处饮水

上世纪80年代，市领导乌热吉呼、遇金太、包文通等与各族群众在灵泉联欢

上世纪80年代，市领导乌热吉呼与前来灵泉疗养的牧民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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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市领导张辅忱、张玉祥等与前来灵泉疗养的牧民亲切交谈

 

    唐代大儒刘禹锡在《陋室铭》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草原之圣泉虽无龙麟腾蛟之势，但却渊出甘冽，独得达赉湖畔千里草原之灵异。如果我们非要探究千古圣泉之源流，恐只能笼而统之地说扎赉诺尔之圣泉乃远古时期在蒙古高原渐渐崛起、地壳剧烈的运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殊地质构造的结果，是苍茫宇宙在“海陆争雄”时代之后散落在达赉湖和木图那亚河畔的一爿幽谷，是远古的扎赉诺尔人在叱咤旧石器时代之后所遗给后世子孙的一个亘古信物，是蒙古先祖争霸草原所留下的一片可以窥视历史的镜池，是千百年来生活于斯的蒙古族先民们所敬奉给世人的一颗晶莹的蚌珠。

      昔日之圣泉，葳蕤蓊郁、钟灵毓秀，若轻云出岫、迸流穿石而出，其四季之变幻，让神者驻足，白云踱步，痴者膜拜，心魔者相形见绌。当秋去冬来，肃穆的大地收起往日的浓妆淡抹，似乎一切都已经成为凝固的音符，唯有这里的圣泉依然不肯谢幕。当泉眼被初冰环抱，涌动的泉水便冲破那层层晶莹喷薄而出。于是，泉眼处很快就形成一个高高的垒台，泉水便像火山口喷发后的岩流一般沿着冰垒上冲刷出的沟槽由西向东奔流。当晶莹的泉水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性情而溢出沟槽时，所经之处便给大地披上了一层又一层剔透的凝装。当朔风残腊之时，顽强的泉眼最终还是被封裹得严严实实，冰面上再也看不到泉水如注的身影。殊不知，此时的泉水已经另辟蹊径在厚厚的冰盖下冲出一条暗渠，沿着这条神秘的暗渠依旧向东面那座专门为它承修的独孔小桥流去，自此不再复归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居住在“五八住宅”以及周边的居民都曾直接饮用圣泉之水。当泉眼和水道被彻底冰封之后，聪明的灵泉人就在冰道的上方开凿出一个倾斜并留有上下阶梯的冰洞，提着水桶踏着冰阶下到洞底，舀满水后拎上来，然后担着泉水回家。记得有一年冬天特别寒冷，空中总是弥漫着透骨的白毛风，偏偏那一年地下泉水向上涌出的压力特别大，于是，沿冰道的上方所覆盖的厚厚的冰盖不时就被涌动的泉水拱破，泉水奋而溢出。从远处望去，冬日圣泉仿佛是一条银色的巨龙由西向东翻滚而行，颇为壮观。冬去春来，和煦的阳光殷殷地投射在圣泉之畔，泉眼周边原本覆盖的厚厚的冰肌开始渐渐地消融，藏在冰盖之下的暗渠渐渐显露出来，原本浑厚如玉的冰肌慢慢地融为蝉翼般的薄冰，仿佛是春天的信使给卸去“戎装”的圣泉装上了晶莹的翅膀，颇有蜻蜓点水之感。圣泉之畔，冬日里的昏鸦与山雀所盘桓和栖身的那片高低错落的老榆树的虬枝上开始泛出隐隐的绿色，丫枝上吐出一芽芽暗灰色的包蕾，不时有三五成群的“红脑盖”和身躯较小但却惊艳撩人的黄雀们兴致勃勃地散落在参差不齐的枝条上，叽叽喳喳嚷个不停，仿佛是在彼此倾诉着寒冬里的压抑和寂寞。有道是“向阳花木易为春”，坡坎下、向阳处已有绿绒绒的小草汲着冰雪消融后的泉水悄悄地钻出地面，俨然是在与不远处的圣泉、蒹葭和老树做遥相呼应之状，并期盼着炎炎盛夏能早日来临。圣泉之畔的夏日虽然简短，但却是一年四季之中最炽烈、最率意、最美丽的季节，亦是周边牧民、远方游客和相邻咫尺的灵泉人最神驰遐想的时光。盛夏之日，碧空如洗，圣泉之畔，绿树如织，山花如簇，碧草茵茵。居住在泉畔的居民无论是在泛着丝丝凉意的晨曦，还是在夕阳如火的傍晚，都不约而同地相聚于此，彼此间要么谈论生活所得，说些矿上近日发生的趣闻；要么海阔天空，摆上一番龙门阵；要么席地而坐，双目微闭，尽情地吸吮着泉眼周边上空所弥漫的由清泉、泥土、青草混合而成的芬芳味道；要么用手捧起甘冽的泉水喝上几大口，要的就是那种直达腑脏和天庭的感觉。古人云：近水楼台先得月，恐只有居住于圣泉之畔的灵泉人才有这种唾手可得的福气。

    灵泉虽位于昔日草原之腹地，但却从不拒绝有朋自远方来，每年盛夏这里都会以青影疏横、浅泉近水、微熏暗浮之毓秀拥吻远道而来的客人。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还要为拜泉而来的牧民们举行一场盛大的那达慕大会。其实，地方政府的善举无非是想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奉上一瓣心香，殊不知，却有喧宾夺主、本末倒置之嫌。因为，在灵泉地区尚未开矿之前，这里原本就是草原牧民们祖祖辈辈逐水草而居之地。应该说，是当年的蒙古族先民最早发现了这里的圣泉，最先体验了圣泉可以疗疾的神奇。特别是清代以来，“圣泉”之名，巴尔虎草原上的牧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巴尔虎草原上有两处矿泉久负盛名，其一是达赉湖畔的灵泉，其二是坐落在大兴安岭中段维纳罕山脉北侧群山中的维纳河矿泉。维纳河矿泉堪与俄罗斯赤塔的库卡矿泉和黑龙江五大连池矿泉媲美）。每逢盛夏，来自于西旗、东旗、陈旗等巴尔虎草原腹地的牧民赶着勒勒车，携带着家人，从不同的方向向这里聚集。据说当年慕名而来的不仅有巴尔虎草原上的牧民、鄂温克草原的牧民，甚至远在千里之外的科尔沁草原的牧民也有前来拜泉的习俗。他们举家来到圣泉之畔，在泉眼周边的高坡处、草坪上扎上蒙古包，便开始了在这里饮用泉水和用泉水洗浴的虔诚生活。笔者虽未亲眼目睹，但据灵泉的亲友说，当年确有高僧亲临圣泉之地，将写有蒙汉两种文字的标识牌插在泉眼流经处的不同位置上，上面标有心、肺、胃、肾、脾、肝、胆、皮肤、妇女病等字样。至于高僧确定泉眼医疗疾病功能的依据是什么，不得而知，但是虔诚的牧民绝对会按照标识牌上的指引并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饮用泉水（上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当时还不具备对泉水进行化验分析的能力，人们只是判断这里的泉水含有丰富的矿物质，长期饮用会对身体产生良好的保健效果。后来经送有关部门科学分析鉴定后得知，灵泉的泉水由于在氡的蜕变过程中产生的射线及一些有益于人体的钾、钠、钙、镉、硒、钼等二十多种元素和十五种微量元素，对人的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运动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妇科、皮肤等疾病确有良好的治疗和保健效果）。

       当年，我曾亲眼目睹在圣泉北侧的泉水边上筑有一座小木屋，可供两三人同时洗浴。至于高僧划分的泉水治疗范围科学与否暂且不论，至少说明草原上的牧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已经感知圣泉之水具有医疗保健的功效。对于那些常年游牧于草原深处本来就缺医少药的牧民来说，能来此“疗养”不啻是当时条件下的最佳选择。此外，自元代始蒙古族人民开始接触藏传佛教与文化，藏传佛教及文化深深地根植于牧民的生活之中，虔诚的宗教信仰亦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当宗教信仰与现实生活相叠加，当高僧大德给圣泉披上一层宗教文化的面纱，于是，圣泉就具有了强烈的感召效应和体验效应。除了宗教文化之外，按照现代医学来说，情志是增强人体免疫力极其重要的心理保障。牧民们发自内心对圣泉的信仰与虔诚，岂不正是涵养良好情志的一种有效途径吗？正如佛教所云：“心诚则灵”。

本版图片由 吴修林 摄

上世纪80年代初，市文工团在扎赉诺尔矿区灵泉为前来泉边疗养的牧民演出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初，市文工团在扎赉诺尔矿区灵泉为前来泉边疗养的牧民演出之二

 

上世纪80年代初，市文工团在扎赉诺尔矿区灵泉为前来泉边疗养的牧民演出之三

上世纪80年代，灵泉联欢场地上的摔跤比赛

上世纪80年代，在灵泉联谊会上，牧民歌手演唱蒙古长调

上世纪80年代，在灵泉联谊会上，牧民歌手演唱蒙古长调

    当夕阳西下，夜幕快要笼罩圣泉的时候，牧民们终于完成了一天“拜泉”的功课，蒙古包前铁炉子的上方冒起了缕缕炊烟，炊烟袅袅犹如仙女降临在空中轻歌曼舞一般。其实，这是牧人在用晒干后的牛粪做柴火生火做饭。白烟如练，渐渐地升腾、弥漫，于是，落日余晖便款款地接过白练将其融为一体，此时圣泉的上空漂浮的已不再是一抹晚霞，而是浑然而成的淡橙色的霞光一片。此时，在蒙古包的周围飘逸的不仅有奶茶和炒米的味道，有锅中轻沸的手把肉的肉香，还有一股浓浓的烧干牛粪的味道。没有牧区生活经历的人，初次嗅到烧干牛粪的味道定会觉得嗓子里有一种干辣辣的感觉，被浓烈的烟味呛得很不舒服，但闻惯了这种烧干牛粪味道的人则会觉得有一种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亲舒感，因为这是草原上牧人家所特有的生活味道，这种味道的本身就是草原牧人生活的经典剪影。若干年后，我一次偶然路经额尔古纳的三河镇，恰是村民赶着牛羊下夕烟的时候，整个镇子的上空和街巷中到处都弥漫着浓浓的烧干牛粪的味道，一种久违了的亲切感骤然间就将我带回了几十年前在圣泉边上观赏牧民晚炊的回忆之中。恰如某诗人所云：“圣水泉畔袅娜烟，穹庐陶脑接碧天。载酒烹羊毳帐下，心香一瓣敕勒川”。没有目睹过圣泉之畔牧人生活的人恐是难解其中之“味”的。于是，炊烟升腾接暮霭，蒙古包里有洞天。大家席坐于软软的羊皮褥子之榻上，围着一张漆色斑驳的小木桌，一边大碗喝着烈酒，一边大口吃着手把肉，一边畅叙着沐浴圣泉的温馨之感受，尽享着人间天上般的惬意生活。
 

     牧民们举家赶着勒勒车从茫茫草原深处来到圣泉之畔，一般都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少则几十天，多则几个月。在即将离开圣泉之前，好多牧民还要到扎区街里的“八乍市”消遣上几天，男主人们情有独钟的目标是酒旗翻飞的小饭馆，把盏独酌，往往是以酩酊大醉之状来弥补长时间远离喧嚣、久违闹市所带给他们的难以言状的寂寞。而女眷们则借此机会采买一些针头线脑、胰子香皂、火柴蜡烛和生活装饰品，以备今后漫长一段时间内的生活之需，同时也要满足女人们那种与生俱来的对美的追求。如果有幸能逢灵泉那达慕，牧人们还要在此进行一番物品交换，年轻的蒙古族男女也期望能在此遇上自己心上之人。总之，圣泉之行对于牧民来说，既是一次沐浴圣泉的健康之旅，也是一次佛性禅心之旅，还是一次经济生活之旅。

    扎赉诺尔以修建东清铁路而得名，以开发波罗尼科夫矿而发展，扎赉诺尔灵泉则以一泓圣泉而蜚声。其实，在灵泉地区的文化内涵中不仅有闻名遐迩的千年之圣泉，还有侏罗纪时代、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所遗存的丰厚的历史文化。甚至可以这样说，在灵泉地区所陆续发现的侏罗纪时代的植物化石遗迹、动物化石遗迹、旧石器时代遗迹、新石器时代遗迹不仅涵盖了扎赉诺尔地区全部的远古历史与文化，而且在我国边疆地区、东北地区来说也都是具有一定意义的史前文化发现。遗憾的是，若干年来我们在对灵泉地区史前文化进行深度发掘与研究、历史遗迹保护与推介、借助史前文化开发旅游资源等方面缺乏最起码的认知和重视，我们在这方面的功课做得实在是太差，不仅没能得到史学界的持续关注、深度发掘与研究，没能利用史前文化有效地促进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没能有效地保护好现有的遗址与遗迹，而且许多生于斯长于斯的扎赉诺尔人、灵泉人对家乡的史前文化缺乏最起码的了解。

   小孤山侏罗纪植物化石、旧石器遗址是灵泉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史前文化。小孤山遗址位于灵泉街区南大约两公里处，坐落于史上著名的“西山断层”之上。小孤山遗址的东侧（基本上是以满航公路为中间线）是典型的“海拉尔盆地”的边缘，亦是绵延的扎赉诺尔煤田富集区，小孤山以西则是典型的丘陵草原地貌。小孤山以海拔300米之势兀立其间，也因故而得名。目前，在小孤山上已有两大考古发现，一是侏罗纪植物化石银杏树化石遗址，二是与蘑菇山同时期的旧石器制造场遗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小孤山遗址一直处于沉寂状态，但随着灵泉矿在小孤山南坡建造了一座纪念碑（1990年灵泉煤矿十一号井井下发生火灾，导致10余名矿工不幸遇难。为了铭记罹难的矿工，遂在此处建立一座纪念碑），灵泉地区的人们开始在纪念碑附近的山坡上采石、取土，沉睡的历史遗存始被发现，地面上裸露的银杏树化石就成了人们争相捡拾的目标。随着社会上收藏热的兴起，一些人为利益驱动开始盗掘地表下的银杏树化石，致使一个亿万年形成的植物化石遗址、旧石器遗址遭受到空前的破坏。据一些收藏爱好者介绍，当年，小孤山上的银杏树化石很多就散落在地表之上，大块者平米见方，小块者一般也大于手掌。这些化石其形各异，上面的图案也不尽相同，有的如陡峭的山峰，木纹脉络清晰可见，有的若远古的壁画，上面褐色的稀疏细小的银杏枝叶仍能分辨出来，有的显然是层层叠叠的枝叶被挤压在一起而形成的，枝叶的层叠感清晰可见，还有的像是用黑色的油墨拓印在黄色的石头上，状如蝴蝶。除在小孤山上发现大量银杏树化石之外，在其周边还发现有流岩状的石片，这些看似像木化石状的石片其实是地下流岩喷发后所形成的木纹理状的火山石。

    关于小孤山银杏树化石的成因，有考古学家认为是侏罗纪（或白垩纪）时期由于火山喷发，导致当时地面上生长的茂密的银杏树被掩埋于地下，经过亿万年的演化最终形成了植物化石。也有专家学者认为，在侏罗纪或白垩纪时期，扎赉诺尔灵泉和广域的周边地区一样属于典型的温热潮湿气候，四季不分明，地上植被繁茂，生长着大片郁郁葱葱的银杏树，由于地壳断陷，茂密的银杏树被裹覆于地下，在其后一次次地壳的沉降中，在密闭状态下，这些原本鲜活的树木枝干和叶片经过亿万年的运化最终形成了银杏树化石群。再后来，由于“西山断层”不断地处于运动中和地壳挤压的原因，原来凹陷的地表在这里凸起一座小山，深埋于地下的银杏树化石被暴露于地表，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小孤山银杏树化石群遗址。还有一种说法，大约是在1.3亿年前的中生代侏罗纪后期，在“燕山运动”的作用下，扎赉诺尔地区的地质结构被分化成截然不同的两大部分（史称“西山断层”），大体是以现在的满航路为中间线，满航路以东地区成为“海拉尔盆地”的组成部分和边缘，该区域的地下掩埋最终形成了煤田，而位于满航路西侧的区域则成为典型的丘陵草原地貌。咫尺之间，同样是地壳的挤压作用，东面形成了煤田，西面形成了丘陵和草原。而西侧的丘陵之上则散落着诸多的银杏树化石。还有专家鉴定后认为，小孤山生物化石遗址系侏罗纪或更早一点的三迭纪，由于地壳变迁、火山喷发后形成的裸子类遗植物——银杏化石。在地壳变迁的过程中，其裸子类木本植物则大多形成了煤炭，只有少部分裸子类植物遗存形成了化石。虽然诸多专家学者在小孤山银杏树化石的形成时间、形成原因上看法存在一些差异，但在灵泉地区远古时代气候条件的认知上是一致的，银杏树化石群遗址是客观存在的。小孤山银杏树化石遗址的考古发现对我们研究扎赉诺尔地区的史前地质与气候变化，呼伦湖形成的研究，以及以木图纳雅河为中心的呼伦湖、海拉尔河、额尔古纳河   之间的湖相冲积所形成的特殊地质条件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小孤山植物化石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扎赉诺尔地区侏罗纪（或白垩纪时代，还有专家认为可能是更早一点的三迭纪时期）时代的地质、气候、植物等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和珍稀的信息。

   小孤山旧石器遗址的发现。上世纪80年代，以内蒙古著名考古学家汪宇平先生为首的考古调查队首次在扎赉诺尔蘑菇山发现了旧石器遗址。此后，考古学家又在灵泉小孤山上进行了考古发掘，并在这里发现了百余件用安山岩打制的旧石器，这些旧石器有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与在扎赉诺尔蘑菇山旧石器遗址发现的旧石器完全相仿，无论是石器质地、石器形状还是石器功能都可以断定是当时古人类为了生存，用来捕鱼、狩猎或挖掘植物的根茎而使用的石质工具和生活用具。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地点，一次发掘就出土并发现百余件旧石器在考古发掘中也不多见。因此，专家学者认为小孤山旧石器遗址是“扎赉诺尔旧石器时代的又一座石器制造场”。在小孤山上发现旧石器遗址，其意义同样重大，该遗址的发现一方面佐证了蘑菇山旧石器遗址考古发现的科学性，一方面证明了在一万至三万年期间，扎赉诺尔区域内有多个古人类生活栖息和制作生产、生活工具的地点，证明了扎赉诺尔旧石器时代不仅仅有蘑菇山一个“石器加工场”存在，由于有两个同时期的“旧石器加工场”的存在，也足以说明上古时期生活于扎赉诺尔区域的古人类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也许正是因为上古时期扎赉诺尔区域内古人类数量较多，而导致古人类的生存与生活资料之间产生了严重的供需矛盾，并由此而引发了扎赉诺尔古人类向外的几次大迁徙。同时也揭示了小孤山旧石器遗址与沙子山和达赉湖沿岸其他新石器遗址之间的发展脉络与关系。

   沙子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与消失。沙子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灵泉东南方向，距离灵泉街区大约两公里左右，是一高出地表20余米的孤立沙丘，属超漫滩三级阶地，最高海拔575.3米。在上级文物部门未确认该遗址之前，这里一直是扎赉诺尔煤矿的取沙场（据有关资料介绍，自1926年开始，扎赉诺尔煤矿9号井回采开始实行带式分层水沙充填采煤法，并在9号井的西南原“职工浴池”对面、老电厂北侧、扎区煤建公司东侧建设了一个大型的充填井，设有专运线，根据填充需要用蒸汽式火车头牵动自翻式车体，从沙子山用大型挖掘机取沙装车后运到这里，然后用高压水流将沙子冲到回采区，经过充填后，在已采层的上方再继续掘进开采，这样就可以保证回采区不出现地质塌陷。另据黑龙江地质学家、考古学家魏正一先生在《扎赉诺尔第四纪地质新知》一文中介绍说，沙子山山体几乎全由细沙组成。由于煤矿取沙填坑，造成了长1000多米、深约16米的剖面。我们较详细地考察这个剖面中部的地层，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古代文物和古脊椎动物化石器），文革期间，沙子山还曾是扎赉诺尔煤矿的“五七干校”所在地。据有关人士介绍，煤矿工作人员在取沙的过程中不时地在沙层中发现一些化石、陶片类的东西，尤其是与化石伴生的蚌类化石更是比比皆是。1974年，黑龙江省考古调查队在扎赉诺尔煤矿、满洲里市科委工作人员和魏正一先生的陪同下曾到沙子山做过地层观察和考古发掘，并发现了一些历史遗存。由于生产企业和现场作业的工人缺乏文物保护意识，再加上当时特定的历史年代，这些都未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直到1981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有关专家根据先前获得的一些考古线索来到这里进行了考古发掘，并在该遗址地表和采沙断层中发现了大量典型的细石器，其中发现有砍砸器3件、石核14件、尖状刮削器1件、不规则刮削器9件、尖状器13件、圆端刮削器3件、石簇12件、规则长石片35件、不规则长石片43件。同时，在该遗址还发现了20多片珍稀的绳纹陶片（魏正一先生是在沙子山棕黑色粉砂质壤土的中下部相当坚实的土层里发现的细石器和绳纹陶片的。细石器与绳纹陶片在同一层位出土，至少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扎赉诺尔古人类已经掌握了较精湛的制陶技艺。在考古学上，新石器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磨制石器为主，大约从一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如果灵泉露天矿遗址发现的陶片年代为11000年，那沙子山新石器遗址所发现的绳纹陶片的年代至少也应在8000——5000年之间。但遗憾的是考古学家们对沙子山遗址出土的绳纹陶片并未给予高度的重视。笔者认为，沙子山遗址所发现的绳纹陶片应是扎赉诺尔古陶片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也是对灵泉露天矿遗址所发现的古陶片历史年代的一个重要佐证）。此外，还发现了大量的骨锥动物、哺乳动物化石，有普通马、蒙古野驴、野牛、真鹿、猛犸象、羚羊、东北野牛、旱獭、鼠兔等。经专家认定，此次考察所发现的细石器种类非常丰富，精美适用，发现的骨锥动物、哺乳动物化石数量多、种类多，这些都充分说明远古时代的扎赉诺尔人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打制技术和压制技术制作各种形状与功能的细石器用于渔猎，是继蘑菇山旧石器遗址和小孤山旧石器遗址之后所发现的具有新石器时代特征的，能充分反映扎赉诺尔地区石器打制技术的进步和历史文化延伸的又一典型遗址，这一遗址标志着远古时期的扎赉诺尔地区在旧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其采集和渔猎经济已较为发达。但令人痛心的是，一个典型的新石器遗址在经年累月的采沙过程中已经被破坏得面目全非，准确地说，一个能代表扎赉诺尔新石器时代历史文化的遗址已经被彻底地毁掉了。

本版图片由 吴修林 摄

小孤山北坡

银杏叶化石

    2008年，灵泉矿在井下采掘的过程中，在煤层底板的页岩层中大约10平方米的范围内意外地发现了侏罗纪瓣鳃类生物——“费尔干蚌”化石群。据发现和考据者王正一先生所披露的信息，此次发现的费尔干蚌化石外形呈长椭圆形，双面壳均有适度凸起，长度平均在16毫米至19毫米，高10毫米至12毫米（也有专家学者认为在呼伦贝尔地区发掘出土的蚌类化石应属“额尔古纳蚌”，而非“费尔干蚌”）。“费尔干蚌”化石的发现，再次证明了扎赉诺尔区域1.6亿年前气候温热，水草丰盛，湖泊纵横，沼泽遍地，也再次证明了侏罗纪或白垩纪末期在强烈的地壳构造运动中，原生存于湖泊中的蚌类随之地表而沉积于地下并生成化石。据笔者所知，在扎赉诺尔遗址范围内不仅在灵泉矿井下发现了“费尔干蚌”化石，在灵泉露天矿剥离生产过程中，扎赉诺尔晚第四纪沉积剖面的第四层也发现有大量瓣鳃类化石堆积，在第五层底部也见有密集分布的较大个体的瓣鳃类化石。同是瓣鳃类化石，但灵泉矿井下发现的“费尔干蚌”化石其年代为1.6亿年前，而发现于灵泉露天矿晚第四纪沉积剖面的第四层、第五层的瓣鳃类化石年代较近，仅为11000年——7000年之间。亿万年前的“费尔干蚌”形状体积很小，与11000年——7000年之间的瓣鳃类生物相比堪称袖珍。当笔者看到关于在灵泉矿井下发现“费尔干蚌化石群”的报道和刊发的化石图片后，自然而然地联想起儿时之往事。在木图那亚河改道前后，煤矿东大楼东面的断崖下、滨州线铁路桥南侧的河湾处是盛产河蚌的地方。河蚌生长在河底的淤泥中，摸蚌者穿短裤，赤脚在水下蹚行，当感觉脚下踩到圆形坚硬的东西时，弯下腰用手去摸，于是一只河蚌就被捉了上来，运气好的时候一个人大半天时间就能摸到几麻袋河蚌。笔者曾大胆地臆想，在灵泉露天矿晚第四纪沉积剖面的第四层、第五层发现的瓣鳃类生物化石，包括当年木图那亚河河道里所生存的河蚌，有没有可能是亿万年前曾生存于扎赉诺尔区域的“费尔干蚌”经过亿万年的演化而生存下来的活化石呢（所谓活化石是指包括凡在地质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且至今仍生存着的生物，如植物类的银杏树、苏铁、红豆杉、崖柏、榧树、水杉等。如动物类的中华鲟、鲎、蜻蜓、蟑螂、大鲵亦称娃娃鱼、鹦鹉螺等）。 
 

   灵泉小河口处首次发现2500年前青铜簇。1996年，在达兰鄂罗木河（即木图那亚河）与达赉湖交汇处东侧的一个采砂点，在距离地面70厘米深的沙坑内发现并出土了112件青铜簇，同时伴生出土的还有人、畜骨骼（此次青铜簇的出土并非考古工作者所为，而是冬季时分一伙儿在此挖湖沙的工人用炸药炸冻土的过程中意外发现的。发现青铜簇后，挖沙的工人并不知晓这些出土文物的重要性，竟被人用一大塑料桶白酒给换走。扎赉诺尔煤矿的王正一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向满洲里文化局的有关领导作了报告，时任文化局局长的张敬华先生立即向市委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在市领导的紧急部署下，在达赉湖渔场水上公安分局局长穆军同志的直接指挥下，根据挖沙工人所提供的线索，经过一番紧张的侦查，终于将已流失的112枚青铜簇起获归案。后来这112枚青铜簇中的两枚于1999年满洲里与大连建立友好城市时作为赠品赠予大连市博物馆收藏）。这批出土的青铜簇器型一致，大小不一，但均为三翼型，刃部锋利，属于实用型兵器。这批青铜簇单体重量一般在50——220克之间，最长的为18.1厘米，短的7厘米。据专家鉴定后认为，这批青铜簇造型和纹饰精美，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关于这批出土的青铜簇的断代问题，由于缺乏辅助性考古发现，所以专家学者也很难准确断定，最后给出的结论是：经查阅有关史料，此类“銎体式三翼青铜簇”大约距今2500年。

    “銎体式三翼青铜簇”距今2500年是个什么文化概念，专家没有给出具体的解读，为此，笔者查阅了一些资料，尝试做以下描述来解读这个悬疑的概念。2500年前大约是公元前480年，应为周朝的“东周”时期，史称“春秋战国”。也就是说这种“銎体式三翼青铜簇”的制造和使用年代应该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但春秋战国时期的扎赉诺尔及周边区域在史籍上是没有记载的。内蒙古大学著名学者吴苏荣贵先生在《从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文明解读蒙古刀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似乎能给我们些许启示：“春秋战国时期，东胡人居蒙古草原东部半部江山，建立了东胡王朝，他们作为草原文明的创造者，为草原文化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吴苏荣贵先生所说的“蒙古草原东部半部江山”是仅指内蒙古西辽河上游一带的赤峰等地区，还是已将呼伦贝尔草原纳入了该范畴不得而知。但吴苏荣贵先生确认在春秋战国时期，内蒙古东部曾存在过一个东胡王朝，吴苏荣贵先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很可能是依据赤峰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考古而得出的。对吴苏荣贵先生的这一结论，笔者在赞同的同时也存有一点异议。笔者认为，史上之东胡部族或称东胡联盟其发源地绝非是在西辽河上游地区。理由是，考古学家在对西辽河上游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进行考古发掘后指出：夏家店上层文化并不是从夏家店下层文化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直系远祖并非夏商时期当地氏族部落的后裔，他们之间无论从农业经济的发展程度还是手工业生产水平上看，都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夏家店上层文化不是当地氏族所创造的，其文化是外来氏族所创造的。诸多考古发现表明，这个古老的部族是从辽河北部地区向东南迁移而来的。但这个来自于西辽河北部地区的古老的部族究竟源自于哪里，史学界尚没有结论。据史料记载，东胡是中国东北部的古老游牧民族，因居匈奴（胡）以东而得名。春秋战国时期，在内蒙古广袤的土地上主要有两大部族，一是匈奴帝国，一是东胡王朝。匈奴帝国的活动中心在漠南阴山及河套一带，也就是现在的包头和鄂尔多斯一带。而东胡居匈奴东，按图索骥应在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草原一带，而非西辽河上游地区。对此，有学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在我国东北地区，有一个特殊的少数民族部落——东胡王朝（史籍上记载，东胡、濊貊、肃慎被统称为东北地区三大少数民族）。根据相关考古发现，东胡王朝的发源地很可能是在额尔古纳河源头的阿巴该图一带，远古的扎赉诺尔人很可能就是东胡人的先祖。另据《海拉尔志》载：“居住在海拉尔地区最初见诸史籍的民族是东胡，东胡是中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原本匈奴和东胡两大部族之间以千余里的“瓯脱外弃地”为“公共地带”，和睦相处，且当时东胡部族在实力上也明显地优于匈奴。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顿单于突然对东胡发起攻击，占据东胡故地，“虏其人民及牲畜”，自此，东胡部落瓦解，呼伦贝尔草原地区包括扎赉诺尔区域被纳入匈奴左贤王庭辖地，匈奴帝国在此先后统治达一百多年。汉朝时，匈奴一再扰边，汉武帝于公元前119年遣卫青出塞北征匈奴，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匈奴即灭。公元一世纪时，东胡族的后裔拓跋鲜卑部逐渐强盛，趁匈奴溃败，塞北处于权力真空之机走出山林，沿海拉尔河“南迁大泽”，扎赉诺尔区域遂为鲜卑部落联盟东部辖地。

   此外，能够佐证扎赉诺尔古人类创造史前文明和扎赉诺尔古人类乃是东胡部族先祖的另一重大考古成果就是著名的“骨刀梗”文化。1973年以后，扎赉诺尔古人类考古工作进入巅峰时期，在扎赉诺尔灵泉露天煤矿距离地表8米细砂层底部除了发现6件人头骨化石外，还同时伴生出土了一件骨刀梗，据科学测定，人头骨化石年代距今11400年，骨刀梗和骨锥、骨鱼镖等测定年代为距今10000年。考古学家对扎赉诺尔出土的骨刀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苏秉琦先生在论及扎赉诺尔骨刀梗时指出：旧石器晚期的突出成就“集中表现为石器刃部的细加工和从安把到镶嵌装柄一系列‘复合工具’的出现与发展”。 内蒙古文物局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王大方先生在《从考古发现论内蒙古草原文化的初始阶段》一文中指出：“古代呼伦贝尔的先民（扎赉诺尔人），还利用锋利的旧石器发明了一种复合式的短刀。这种短刀用兽骨制成刀柄，在骨柄的缝内镶有锋利的石片，这种骨刀可以较为迅速地切割、刮削兽肉和兽皮，是历代草原游牧民族所使用的短刀（蒙古刀）的前身”。王大方先生在这里还特意强调了一点，即“是历代草原游牧民族所使用的短刀（蒙古刀）的前身”。也就是说，扎赉诺尔古人类所发明的骨刀梗距今历史最久远，历代草原游牧民族所使用的短刀，包括匈奴族所发明创造的青铜刀等，其历史渊源都来自于扎赉诺尔骨刀梗（扎赉诺尔骨刀梗距今10000年，黑龙江昂昂溪遗址出土的“骨刀柄”为距今6000年。后考古学家又在陈巴尔虎旗的东乌珠尔遗址和海拉尔哈克遗址发现骨刀梗，在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翁牛特旗石棚山遗址、敖汉旗兴隆洼和小河西文化遗址也发现了骨刀梗。其中赤峰小河西文化遗址出土的骨刀梗距今8500年，其年代均也晚于扎赉诺尔骨刀梗，均属扎赉诺尔旧石器文化和骨刀梗文化向外传播的结果）。

    根据以上专家学者的论述，我们可否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史上东胡部族发源于额尔古纳河源头，扎赉诺尔古人类乃东胡部族的先祖。扎赉诺尔史前文化曾于10000——8000年时向东南方传播，并在西辽河上游地区创造了璀璨的辽西文化。在匈奴帝国创造史上辉煌的青铜文化的同时，东胡部族联盟也同时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化，“銎体式三翼青铜簇”的发现就是最好的历史佐证。

   在小河口挖沙现场发现“銎体式三翼青铜簇”之后的1999年又在该区域不足50米远处的同一层位上出土了一具长不足1米，用桦树皮缝制的棺材，墓主人只有一个完整的头骨而无身躯，头骨上覆盖着一块叠得十分整齐的织锦，约十层。由于风化的原因，织锦已经辨认不清纹路与原来的颜色。经专家认定，这具只有头骨的墓葬应属于拓跋鲜卑迁徙到大泽早期的墓葬。如果我们将2500年前（公元前480年）的“銎体式三翼青铜簇”和公元100年后拓跋鲜卑率部“南迁大泽”的早期墓葬串联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前后贯通的文化脉络。

   据此笔者认为，在灵泉小河口挖沙现场所发现的2500年前“銎体式三翼青铜簇”确有重大的考古价值，当是我们今后研究扎赉诺尔史前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还是我们今后研究破解和开启史上东胡部族发源于扎赉诺尔地区历史文化密码的一把钥匙。

   在“五六住宅”后的岗子西白土取土场发现大量蚌壳化石。上世纪60年代末，满洲里市建筑材料厂开始利用南煤沟的煤矸石生产机制平瓦。煤矸石是在成煤过程中与煤层伴生的一种含碳量较低的黑灰色类状岩石，经粉碎后可作为制作平瓦的主料。煤矸石制瓦虽可节省能源消耗，但粘结性不好，需要添加粘结性好的辅助原料。经该厂科研人员的多方寻找，终于在灵泉“五六住宅”后的岗子西面找到了一种白土，经反复试验证明该白土是机制平瓦最佳的添加材料。于是，该厂在这里开辟了一个大型取土场，开始组织劳务人员在这里打土，经晾晒后，再用马车长途运送到街里建材厂平瓦车间的土料库。随着白土坑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在距离地表大约3米深的地层中发现了大量的蚌壳化石（就是专家所说的瓣鳃类化石）。据多位目击者说，出土的蚌壳化石之多令人瞠目，大约1平方米范围内就可发现10多枚蚌壳化石。据目击者介绍，蚌壳化石的大小不等，化石形状很像圈河里生长的河蚌。蚌壳向外凸出面呈纹状黑灰色，凹陷面呈银白色。出土的蚌壳化石虽很坚硬，但显然还没有完全形成化石，可能与蚌壳覆盖层较浅或形成时间较短有一定关系。挖白土的工人对伴生出土的这类蚌壳化石早已司空见惯，根本就不知晓这些东西有什么价值，也从未有人向有关部门报告过此事（即使当时有人向有关部门报告估计也不会引起重视，况且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政府哪个部门管这类事情。扎赉诺尔小孤山遗址、鲜卑古墓群遗址、沙子山遗址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有关部门对灵泉“五六住宅”后岗子西白土场所发现的蚌壳化石一事要么根本不知晓，要么就是没有引起必要的重视。就这样，历经多年开采，在这个东面紧邻住宅区、西面靠近丘陵草原的山岗上开挖了一个占地面积大约2平方公里的白土坑。

      在灵泉“五六住宅”后岗子西白土场挖掘出土的蚌壳化石属于什么年代，对我们研究扎赉诺尔和灵泉地区的远古时期地质构造有什么价值不得而知。因为从未有地质学家注意到这里，这些伴生出土的历史遗存也从未进入地质学家研究的视野。但这些意外出土的生物化石对研究扎赉诺尔地区远古时期的地质构造和气候变化等并非没有价值与意义。上世纪90代初期，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的专家曾对呼伦湖盆地扎赉诺尔晚第四纪湖泊沉积物进行了沉积学研究，认为由于东露天矿的开采，揭示了发育良好的晚第四纪湖泊沉积剖面，在厚度十几米到二十几米的第四纪下为侏罗纪煤系地层，并在秃尾巴山和小孤山同层位砾石层发现古土壤层。同时在东露天剖面中发现有瓣鳃类、草本植物、木本植物化石，还发现了大量古人类头骨化石、哺乳动物化石、鱼类化石等文化遗存。在呼伦湖西的西庙附近发现一处高湖面时期形成的阶地，标高560米，此阶地形成时间大约为11410年，说明呼伦湖晚冰期后期最高湖面高出现在湖面约15米。到中全新世温暖期时，湖泊再度扩张，湖面升高。在呼伦湖东侧甘珠花附近的乌尔逊河谷中发现有该时期湖岸沼泽沉积，其高程为550米，专家推测，此期间湖面高度可能曾达到这一高度，是呼伦湖形成以来第二个高湖面时期。湖面上升、沼泽增加、动植物繁盛，说明这一时期有效湿度增加。再后来，湖面再次下降，形成较大范围的沙丘沉积（1998版《呼伦湖志》还曾提出，呼伦湖最古湖面曾达到海拔600米，比现在的湖面高出55米，湖面积是现在的4—5倍）。专家在此次研究中还根据灵泉和灵东地区的地质资料经研究后推断，呼伦湖的形成时间约在1.3万年之前。专家最后得出结论：呼伦湖自形成以来，先后经历了高湖面、低湖面、较高湖面和较低湖面的交替阶段，呼伦湖周边有开阔湖、近岸带、滨岸湖滩、滨岸沙丘、滨岸沼泽等不同沉积特征。根据专家上述发现和研究结果，结合在“五六住宅”后岗子西面取土坑中所发现的蚌壳化石，我们是否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启示：呼伦湖自1.3万年前形成以来，湖面的海拔高度不断地发生变化，在湖面海拔高度的交替变化过程中，造就了该区域的湖相地层沉积，沙子山、秃尾巴山和灵泉“五六住宅”后岗子西面的取土坑一带均属“滨岸沙丘”沉积、“滨岸沼泽”沉积或“近岸带”沉积。在该取土坑中出现的蚌壳化石应是当年呼伦湖湖面海拔在升高过程中所遗留下的生物沉积例证。换句话说，在当年达赉湖湖面升高的过程中，现在的灵泉“五六住宅”后岗子西面的取土坑一带曾是达赉湖的湖底。灵泉露天矿剖面砂砾层中发现的大量的人骨化石、哺乳动物化石、鱼类化石以及石核、石环、骨针、鹿角化石和陶片，包括距离地表32米、40米、44米深的地下所发现的猛犸象化石应是万年之前呼伦湖、海拉尔河、额尔古纳河“一湖二河”相互“争峰”，反复冲击而形成的沉积结果。沙子山、秃尾巴山所遗留的新石器遗址乃是“一湖二河”“争峰”之后，水面海拔回落沉积为沙丘后古人类在此生活的遗迹。小孤山旧石器遗址应是达赉湖沉积带上露出湖面的陆地，是远古人类据守陆地在此利用矽质砂岩制造石器工具而渔猎生活的遗址。

      在灵泉满航路以西的“五六住宅”后岗子西面的取土坑发现的蚌壳化石虽不具有重要的人文考古价值，但对我们研究和认识“呼伦湖盆地”（在《呼伦湖晚第四纪湖相地层沉积学及湖面波动历史》一文中，专家将呼伦湖一带包括扎赉诺尔、灵泉地区和东旗的甘珠花一带、西旗的西庙一带统称为“呼伦湖盆地”。笔者理解，“呼伦湖盆地”的概念，是专家根据呼伦湖一带湖相地层沉积特定状况而提出的。就“海拉尔盆地”整体而言，“呼伦湖盆地”是“海拉尔盆地”的组成部分），呼伦湖历史最高水位，扎赉诺尔以及灵泉地区“湖相地层沉积”的形成，在湖相地层沉积过程中所形成的生物、植物遗存和人类文明遗存之共生状况是具有重要价值的。

 

本版图片由乔勇  摄

灵泉84矿难碑

灵泉建材商店

 

03灵泉矿俱乐部

灵泉糖业烟酒商店旧址

 

灵泉矿三斜井

通往11号矿路

原国营饭点、回民饭店旧址 

灵泉石头房子

     灵泉作为扎赉诺尔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煤碳资源开发、地方经济发展、生活配套设施建设、商业资源配置和社会人文发展等方面都是扎赉诺尔百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早年沙俄帝国对我国边疆地区肆无忌惮地进行经济掠夺的那段历史；可以看到当年那些为了讨生活从“关内”闯关东而背井离乡的人们来到灵泉这个曾经的不毛之地筚路蓝缕的生存状况；可以看到昔日饱受民族压迫和凌辱被视为草芥的“煤黑子”在新中国成立后翻身得解放的过往，以主人翁的姿态如火如荼地投入到社会主义新矿山建设之中的盛况；可以看到百年以来，由于大规模的粗放式资源开发而导致的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现状；可以看到由于国家实施经济结构深层次调整给灵泉地区的经济与社会所带来的阵痛和深远影响，特别是昔日矿山之繁荣与今日矿山之凋敝的鲜明对照。
 

    灵泉矿百年发展掠影。灵泉坑是自沙俄、日寇在灵泉地区掠夺开矿以来所沿袭的旧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才正式更名为扎赉诺尔煤矿灵泉矿。无论是沙俄时期的灵泉坑，还是日伪统治时期的灵泉坑，还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的灵泉矿，一直都是扎赉诺尔煤矿的主力矿。所以，笔者在整理《曾经的圣泉》一文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灵泉矿的发展历史与脉络。但由于笔者既没有在灵泉地区工作和生活的经历，手头也没有灵泉煤矿早期发展的史料，所以想要厘清灵泉煤矿早期发展的历史，难度可想而知。但若要论及灵泉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灵泉矿发展之         始末亦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所以笔者只好勉为其难，凭借仅有的一点资料而妄言之。

     1902年经中东铁路理事会批准，由俄国人出资，以首任矿长波罗尼科夫个人名字命名的“波罗尼科夫矿”正式奠基开工建设，并由此拉开了扎赉诺尔煤矿百年发展的序幕。从1902年沙俄在扎赉诺尔开矿时起，到日伪统治终结期的1945年，扎赉诺尔地区（包括灵泉地区）前后共投资建井18个，开发小露天矿3处。在合计总数21个矿井中，灵泉地区占有多少个矿井，目前尚不得而知。从仅能查阅到的资料看，灵泉坑始建于日俄战争时期，这样就把在灵泉地区建矿的时间锁定在1904年-1905年之间。也就是说，随着“波罗尼科夫矿”的奠基和开采，俄国人掠夺煤炭资源的魔爪很快就伸向了煤炭资源富集、煤田相对集中、煤质优良的灵泉地区。当年俄国人在灵泉地区所建煤矿的具体位置和所建矿井的名称均没有资料可循，笔者通过有关知情人了解到一些蛛丝马迹。在现“六号井”以南约两公里处、“吴道一小煤窑”的南面有两座由煤矸石堆积而成的山，而且在堆积的煤矸石中还可隐约看到有过井下着火的痕迹。这两座煤矸石山很可能就是当年俄国人在此开设斜井所留下的覆土。在《扎赉诺尔志》中对灵泉地区伪满时期以后的建矿时间、建矿地点和矿井名称均有记载，如灵泉“老一号井”始建于1941年，1945年时又在“老一号井”的北面约800米处位置上新建了“五号井”，1949年“老一号井”改称为“六号井”。1953年-1957年期间，为了恢复矿山生产，支援东北地区经济建设，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相继恢复了灵泉“五号井”和“六号井”生产，同时又新建了年产30万吨规模的“十一号井”和年产15万吨规模的灵泉小露天矿，截止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灵泉矿年产能力已达到45万吨。1960年国家又投资新建了年产15万吨规模的“三斜井”。上世纪八十年代，矿务局又在老“三斜井”的东侧新建了一座斜井，俗称“新三斜井”，老“三斜井”随之被废弃。经过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对灵泉矿的恢复性建设，经过五十年代末、六十年初和八十年代初三个历史阶段国家投资建设新井，到2005年，灵泉矿正式职工人数达到2300余人，年产原煤达到193万吨，创历史最高水平，成为当时矿务局原煤年产量最大、机械化程度最高、经济效益最好的大矿。至此，灵泉矿一直是扎赉诺尔矿务局的主力矿井。

    为了搞清当年俄国人在灵泉地区所建矿井的位置，笔者曾几次身临灵泉地区，希冀能寻找到知情人。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吴道一小煤窑”南面的两座煤矸石山可作为我们探寻当年俄国人在灵泉开矿的蛛丝马迹外，还有三点理由可以帮助我们判定当年俄国人在灵泉开矿的位置就在“六号井”一带：

     理由之一，在灵泉“小桥”南侧比邻“五八住宅”的满航路的西侧现有保存完好的四栋石头房子，这种用石头建造的房子是典型的俄式建筑风格与建筑工艺。而此种风格的建筑不仅灵泉地区有，扎区满航路西侧原露天矿浴池一带有，现扎区开放路与新华北路相交的路口东北方向的居民区里有（当年这里曾做过解放街小学的临时校舍，俗称“石头房子小学”），满洲里道南更是随处可见，而且沿滨洲线上的各站点上仍现存有很多这种石头结构的房子。最经典的当属沙俄在满洲里道南用石头建造的沙俄监狱，又被称之为石头监狱，满洲里当地人称其为“石头楼”。该建筑虽始建于1905年，但至今依然坚固如初。为什么说通过这几栋石头房子就能判定当年俄国人建矿的位置就在“六号井”这一区域之内呢？理由很简单，因为这几栋石头房子距离“六号井”最近，直线距离不足两公里。当年的俄国人不可能将建矿的地点和员工宿舍之间的距离安排得过远，更不可能南辕北辙。从“六号井”到石头房子的规划距离看也非常符合俄国人在布局生产区与生活区方面的规划思路。这几栋石头房子很可能就是当年俄国人在灵泉地区选址建矿和后来采矿时为员工建造的员工宿舍、员工食堂和员工俱乐部（上世纪初，无论是进入中国境内修建“东清铁路”的俄国人，还是来扎赉诺尔开发煤矿的俄国人，他们不仅注重其子弟教育，而且注重员工的文化生活，如扎区第一办事处友谊社区满航路西位置上曾有一座俄式石头房子，建筑面积100平方米，其最初的设计功能就是俄籍员工俱乐部）。除此，在灵泉地区还尚未发现有其他俄式建筑。

      理由之二，从现存所有资料看，无论是日伪时期，还是光复以后，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灵泉地区早期所开发的矿井全部都集中在灵泉北侧区域，即“老一号井”（后改称为“六号井”）和“五号井”范围之内。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煤田地质勘测手段的进步，才将新建矿井的区域向南拓进。

      理由之三，据《满洲里市情》载：“1945年日寇将生产井口及其他建筑设施全部毁坏，矿山停产，1946年中长铁路派人来矿组织生产，先后恢复了灵泉五号坑、六号坑。”据此分析，当年日寇从俄国人手里接盘扎赉诺尔煤矿后，以其迫切掠夺煤炭资源支撑其侵略战争需求的心态来看，不可能将俄国人已建成的矿井全部废弃使用，最大的可能性是在维系原有矿井生产能力的同时，在该区域内再建设新的矿井（该区域应是俄国人已做过矿床详勘的煤田，所以日本人于1941年在该区域新建了“老一号井”，又于1945年新建了“五号井”），以期达到不断增加煤炭产量的目的。我们以此判断，当年俄国人所建矿井很可能就在“老一号井”附近的范围之内，而“吴道一小煤窑”南面所遗留的两座煤矸石山很可能就是当年俄国人所建矿井的位置。

本版图片由乔勇  摄

 

20世纪80年代，灵泉发电厂技术革新小组 

20世纪80年代，灵泉发电厂电气运行室

20世纪80年代，灵泉发电厂化验室

20世纪80年代，灵泉发电厂汽轮机运行车间

20世纪80年代，灵泉发电厂生产调度会 

20纪80年代，灵泉发电厂工程技术人员在研究图纸 

20世纪80年代，灵泉发电厂师徒一起维修电力设备

20世纪80年代，灵泉发电厂职工小乐队

    灵泉电厂的前身是扎赉诺尔电厂，扎赉诺尔电厂始建于1936年（1903年，俄国人在开采波罗尼科夫矿的同时，安装了扎赉诺尔历史上第一台220伏直流发电机，1924年建设了一座200马力220伏的直流发电所。1934年，日本侵略者从俄国人手里“收购”扎赉诺尔煤矿后，为了扩大煤炭生产规模，先是设立了一个发电工段，后于1936年开始建设扎赉诺尔电厂。扎赉诺尔电厂的老厂址就在原沟东道口、9号井沙子坑的南侧，厂房就坐落在原木图那亚河由南向北再向东北方向的河道转弯处，距离河道最近的距离不过百米之遥。我们儿时经常结伴到电厂东边的河道转弯处去捞鱼，那时的木图那亚河碧水微澜、 清澈见底，站在河边就能看见鱼儿在游动。那时，我们只知道坐落在河边上的那座暗灰色的建筑群是发电的地方，其他的全然不知。我们感兴趣的不是电厂高耸的烟囱里冒出的白色气体，也不是电厂大院里面不为一般人所知的种种神秘，而是老电厂后身的木图那亚河），由日本满洲株式会社出资，所有发电设备都是从东北地区（长春、安东）其他电厂拆来的旧设备。扎赉诺尔电厂于1938年正式投产发电。1941年，日本侵略者为了更多地掠夺煤炭资源，又在电厂原基础上进行扩容，到1945年时，装机容量已达到4800千瓦。同年，苏军对日宣战，日军溃逃前破坏了几乎所有的发电设备。苏军接收电厂后，组织扎赉诺尔煤矿和俄国内的技术人员进行抢修，直到1952年所有发电设备才恢复正常运转。1958年-1965年，因满扎两地煤炭生产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电力供求矛盾加剧，扎赉诺尔电厂又先后进行了两次扩容，总装机容量达到9840千瓦。到1982年，这座经历了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先后多次七凑八拼而建成并带病运营了四十多年的扎赉诺尔电厂，终因设备老旧无法继续运营而正式关停。

   在扎赉诺尔老电厂关停前的1974年，一座现代化的电厂已经开始筹建。新建电厂位于灵泉最南端，也因此而得名为灵泉电厂（因为在灵泉电厂新建期间，老电厂仍在运营中，所以老百姓习惯地将灵泉电厂称之为“二电厂”）。灵泉电厂分二期建设，一期工程从1974年开始建设，1977年一号机组投入运营，1979年2号机组投入运营。二期工程从1978年开始建设施工，到1984年、1985年3号、4号机组（两台2.5万千瓦机组）相继投入运营，灵泉电厂总装机容量达到6.2万千瓦。至此，灵泉电厂作为岭西主力电厂，无论是装机容量、实际发电量、企业管理水准，还是在为地方经济发展所作贡献方面都达到历史巅峰。

   上世纪末，国家对电力行业进行重新规划，灵泉电厂作为小型火力电厂被纳入国家“关停并转”的范畴。灵泉电厂根据国家四部委关于“鼓励小型火力电厂改造为城市集中供热机组”的政策，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支持下，2002年，经自治区经贸委批准建设热网工程，为扎赉诺尔地区提供集中供热（此前，在当时灵泉电厂党政领导的强力协调下，市政府终因地方所属热力公司连年亏损而扭亏无望，同意由呼伦贝尔安泰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对原满洲里市城建局所属的热力公司实施并购，同时将市区的供热市场也一并纳入并购后企业的经营管理范围），灵泉电厂至此完成了由传统的火力发电到新兴的城市供热的华丽转身。

   2007年，灵泉电厂随呼伦贝尔安泰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划归华能呼伦贝尔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管理。随着华能总部在扎赉诺尔区域新的能源布局，这个坐落在达赉湖畔曾经为满扎两地经济与社会发展、为满洲里市对外开放、为扎赉诺尔能源产业的发展、为全市人民送来光明与温暖的灵泉电厂像燃烧的蜡烛一样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使命，于2013年4月正式退出企业序列。

   对灵泉电厂的往昔笔者了解的不多，以上叙述大都来自于有关史料，唯灵泉电厂运作对市热力公司实施并购一事我尚了解一二。在灵泉电厂准备对市热力公司实施并购之前，我曾力主由市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对市热力公司和水泥厂进行并购，通过并购包装，使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在原有对外经贸合作、工程承包、劳务输出的基础上再增加城市供给、建筑材料生产的产业功能，从而使市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改变单一的外经贸产业格局，使之具备操作A股上市的硬杠条件。为运作市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上市问题，我还曾率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李余林、时任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总经理冯志斌等专程到北京拜访时任中国证监会顾问梁定邦先生，拜访了北京有关律师事务所，同时还与内蒙古证监办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就在市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紧锣密鼓地运作上市事宜的时候，时任市政府主要领导在灵泉电厂有关领导的协调下，让“安泰热力”并购市热力公司。市热力公司被并购，市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并购计划落空，失去了A股上市的机会。除此，还有一些陈年往事我印象颇深：一是上世纪60年代正逢中苏友好时期，作为口岸城市，为凸显两国人民友谊，组织干部、群众跳交谊舞和扫舞盲就成为当时党委、政府的重要政治任务之一。为此，每周六晚扎区文化馆都要在演播大厅组织一场“盛大”的舞会。家父当时是文化馆馆长，亦是无可推卸的舞会组织者（笔者当时年幼，每周六晚都赖着家父去文化馆玩儿，并会一直坚持到舞会结束。当然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等舞会结束后在清扫场地的时候拾检舞者扔弃的空烟盒，好用来叠成三角煽着玩儿）。记得那时舞会乐池中从事伴奏的乐队成员几乎都是来自于扎赉诺尔电厂的文艺骨干，他们不仅无偿提供伴奏服务，甚至连伴奏所用的乐器也都是自带的。如果问他们乐此不疲图个什么，无非是两句话：一是责任，二是爱好。那时，市里文化部门每年都要组织全市文艺调演，扎区演出队的调演节目都是各单位组织和推荐的优秀节目。其中，扎赉诺尔电厂表演的节目不仅最多，而且最精彩，我印象最深的是男女二重唱《逛新城》，不仅具有浓郁的西藏情调，而且诙谐活泼，深受观众喜爱。扎赉诺尔电厂在当时矿区所有的企业中不仅科技含量最高、科技人才最集中，而且文艺、文学、艺术类人才也彬彬济济。如郭文发老师一生酷爱文学艺术、地方史学研究，曾担纲《扎赉诺尔志》副总编，撰有《从远古走来》等专著，在区内外诸多刊物上发表多篇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和史学类文章，在区内外享有较高声誉。如知名画家刘富海先生（刘富海先生从部队转业后到灵泉电厂担任保卫干部。时任扎区文化馆馆长的柴凤岐先生曾调侃说，刘富海是背着盒子炮的画家），早年入伍，作为军旅画家曾创作了大量具有时代感的美术作品，其国画《飞跃》《延安整风》和连环画《好军医拉西》等在军内均获得奖项和好评。退伍后被安排到电厂工作，除完成本职工作外，一直潜心于连环画创作，其《海上侦察兵》《边防少年》《茁壮成长》等一批连环画由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国内连环画创作领域享有一定声誉。在满洲里筹建博物馆期间，刘富海先生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本文仅以扎赉诺尔电厂的业余乐队和该厂工会干部郭文发、保卫干部刘富海两位老师为例，意在说明扎赉诺尔电厂和后来的灵泉电厂人才济济，他们在扎赉诺尔矿区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事业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出了积极贡献。          

本版图片由 吴修林 张明博摄

1985年，达赉湖渔场罐头食品厂荣获满洲里市文明单位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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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达赉湖渔场罐头食品厂新厂房建成投入使用，罐头厂人员在栽植树木。.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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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达赉湖渔场罐头食品厂领导与客户代表合影.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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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达赉湖渔场罐头食品厂首届职工代表大会. 

1986年，达赉湖渔场罐头食品厂生产的“鲜炸鲤鱼”荣获国家银质奖，当时的盟委副书记来厂颁奖.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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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达赉湖渔场罐头食品厂新产品样罐发布暨表彰奖励大会。.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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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达赉湖渔场罐头食品厂召开第五届厂家客户展销订货座谈会。.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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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达赉湖渔场罐头食品厂对各基层部门进行承包签字。.jpg

1988年，达赉湖渔场罐头食品厂剪鱼车间现场 

 

 

1988年，达赉湖渔场罐头食品厂进原料机列

 

    灵泉罐头厂始建于1958年，建厂初期的名称为达赉湖渔场水产品加工罐头厂，后来才规范统称为达赉湖渔场罐头食品厂，而老百姓习惯称其为灵泉罐头厂。该厂从建厂之初到1963年期间一直处于产品试制阶段，产品只内销不外销，直到1964年才研发出符合外销标准的出口罐头，生产能力也由最初的年产300吨发展到年产700吨。为了发挥当地渔业资源优势，扩大出口产品的种类，该厂在生产出口鱼罐头的同时，还研发出了羊、牛和猪肉罐头。在组织生产出口罐头的同时，根据达赉湖渔业生产结构的变化，还研发出以小白鱼、油鱼为原料的内销产品。最值得渔场人、灵泉人骄傲的是，该厂当年生产的茄汁白鱼、茄汁鲤鱼、鲜炸银边鱼三个罐头品种曾斩获内蒙古自治区名牌优质产品称号，其中的红梅牌鲜炸银边鱼罐头曾荣获国家农牧渔业部优质产品证书，该厂产品曾一度畅销亚、非、欧等国家和地区。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该厂通过大规模的设备改造和引进先进生产线，年产量最高时达到2000吨以上，这是该厂生产与销售的巅峰时期。

      笔者作为扎赉诺尔人最遗憾的是，在灵泉罐头厂最辉煌的时候没有机会目睹其现代化的生产流水线，没能抓拍下那些壮美的瞬间。但有幸的是数次通过邻居和朋友买到物美价廉的银边白鱼罐头，其骨酥肉鲜，入口即化，香气扑鼻的味道至今难以忘怀。记得曾有朋友告诉我，灵泉罐头厂用作包装银边白鱼罐头的铁盒其原料铁皮全部是进口来的，尤其是铁皮内的那层淡黄色涂层是当时最先进的防腐材料，我们国家当时还不掌握这种核心技术。因此，我由衷地为灵泉罐头厂能够引进如此先进的生产原料与技术而咂舌不已。

想当年灵泉罐头厂朝气蓬勃、活力无限，产品远销海内外。而如今，还是在灵泉南面的那个地方，昔日繁兴早已不在，留下的只是一片尘埃下的断壁残垣和渔场人、灵泉人美好的记忆（据闻，灵泉罐头厂破产清算后其资产被民营资本收购，借助原灵泉罐头厂的知识产权和产品品牌组建了股权多元的有限责任公司）。

本版图片由张明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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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在北京展销会期间，达赉湖渔场罐头食品厂人员与外商签订出口合同.jpg 

1990年，达赉湖渔场罐头食品厂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自治区先进企业”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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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达赉湖渔场罐头食品厂制罐车间。.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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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达赉湖渔场罐头食品厂炸鱼车间大锅。.JPG

上世纪70年代，达赉湖渔场罐头食品厂杀菌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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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达赉湖渔场罐头食品厂职工宿舍、医务室砖瓦平房。.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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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上级在达赉湖渔场罐头食品厂召开水产行业标准化水平考核评审会。.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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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泉啤酒厂始建于1980年，啤酒厂厂址就坐落在圣泉之上，千百年来汩汩清泉涌出于地岩之下，在此滋润出一片令方圆几百里的蒙古族老乡趋之若鹜、流连忘返的圣境，是居住于此的灵泉人“晨起润山泉，暮俯浸甘冽”的风水宝地，还是圣泉之畔播种希望的菜农们“抱瓮汲灌”的地方。终于有一天，这里要大兴土木建设啤酒厂（记得在建设灵泉啤酒厂期间，家父曾无意地对我说，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扎区就曾经建有一个啤酒作坊，但当时的啤酒作坊在什么地方、生产规模有多大家父没有说。只说这个啤酒作坊后来被整体搬迁到了海拉尔。海拉尔啤酒厂就是在搬迁到海拉尔的那个啤酒作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关于扎区史上曾建有啤酒作坊之事只是耳闻家父偶然之说，笔者未就此事做过核实），意将流淌之甘泉变成甘醇之啤酒，让千年之圣泉在更高的层面上造福于扎赉诺尔人。于是，矿区党委、政府举全区之力，分管副区长坐镇指挥，抽调精兵强将精心组织施工，仅用一年时间就在灵泉建起了一座初具现代规模、年生产啤酒能力为1000—1500吨的啤酒厂。灵泉啤酒厂举行投产剪彩仪式的那天，艳阳高照、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市区两级党政领导、各有关部门领导、社会各界人士齐聚于圣泉之畔，无不为灵泉啤酒厂如期建成投产而欢欣鼓舞，无不期待灵泉啤酒厂宏图伟业，成为带动扎区区办工业发展的一匹黑马。客观地说，灵泉啤酒厂建成投产后确有令人骄傲的辉煌的业绩和不凡表现，如1982年，“晨星牌”啤酒首次参加自治区政府举办的乡镇企业啤酒评比大会不负众望，荣膺榜首；1983年，“晨星牌”啤酒参加在江西南昌举办的全国乡镇企业啤酒质量评比大会上脱颖而出，斩获第二名；1985年，在赤峰举办的全区乡镇企业优质产品评比中，“晨星牌”啤酒又一举荣获银杯奖和优质产品证书；1987年，灵泉啤酒厂为提升品牌形象、拓展销售市场，实施内引外联、攀高结贵的营销策略，与北京啤酒厂进行战略合作，获得北京啤酒商标使用权，产品远销黑龙江、吉林、河北和包头等地，期间，无论是销售业绩还是盈利水平均创建厂以来最好水平。但不知何因，从1988年开始，北京啤酒厂与灵泉啤酒厂解除了合作协议，不再使用北京啤酒商标，自此，产品质量、产品销量均开始下降，并由此陷入经营亏损状态。从1990年开始，灵泉啤酒厂再度陷入困境，产品销量急剧下降，债台高筑，曾一度停产。面对灵泉啤酒厂之困境，区委、区政府领导和政府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整合措施，调整啤酒厂经营班子，整顿企业管理，调整生产工艺，并积极寻求合作，先后与黑龙江省轻化总公司合作组建了“龙泉啤酒有限公司”。1996年，又与青岛华都酒业集团进行合作，研发出新产品“曼克顿”啤酒。1997年，灵泉啤酒厂又与海拉尔啤酒集团进行合作，重组为“满洲里海威啤酒厂”，先后推出一系列品牌啤酒，啤酒厂的生产得以恢复和延续（期间曾担任过灵泉啤酒厂书记、厂长的王世义先生在《扎赉诺尔记忆》（第二辑）中的《宝刀磨砺自灵泉》一文中，满怀深情地回忆了那段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岁月）。“海啤集团”民有民营后，灵泉啤酒厂作为其成员单位也曾另辟蹊径，生产过矿泉水、蓝莓饮料，也曾借助海拉尔啤酒的品牌优势，产品一度进入北京人民大会堂专供行列。在灵泉啤酒厂后期的生产经营中，面对颓势，市区两级领导多次亲临啤酒厂进行调研指导，区政府曾派工作组进厂整顿，啤酒厂时任领导班子克服困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招商引资、寻求合作，攻关产品质量，研发新产品，试图力挽狂澜于既倒。虽然灵泉啤酒厂坐卧于圣泉之上，具有得天独厚的矿泉资源优势，但终因发展视野之局限，投资不足之制约，生产设备、生产技艺起点较低，缺乏高端技术管理人才，没有形成与企业发展相适应的管理团队和技术团队，至始至终没有培育出市场持续认可的优势品牌，一度是靠借人家的品牌而扩大销售，甚至靠直接灌装海拉尔啤酒维持生存，最终还是倒在了严酷无情的市场面前。笔者于此妄评灵泉啤酒厂之成败，绝无事后诸葛亮之意，只不过借此发扼腕之叹罢了。即便当年的灵泉啤酒厂没有上述之瑕玷，到最后由于国内啤酒市场鱼龙混杂，供大于求，特别是后期华润雪花啤酒的强劲价格打压手段和垄断经营之霸势，就连“海啤集团”这样的“大哥大”和一度雄踞哈尔滨以北啤酒市场的莫旗刁氏兄弟的“巴特罕啤酒”也都在华润啤酒的“围剿”之下无路可走，不得不“缴械投降”。而此时已被“海啤”架空的灵泉啤酒厂又能奈之于何？曾经区办工业的新星与希望，曾经几百名灵泉人赖以为生的啤酒厂，最终也不得不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啤酒厂倒闭了，员工失业了，但此时已被啤酒厂耗尽“青春”的圣泉俨然一个被抛弃的“黄脸婆”一般，人老珠黄、青春不再，昔日之圣泉至  此寒蝉凄切，让无数的扎赉诺尔人、灵泉人卑陬失色，即使路经于此也无颜目睹昔日之圣泉。
 

    上世纪80年代初，矿区党委、政府动议创办灵泉啤酒厂的初衷是想打一场区办工业的翻身仗。这是因为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扎赉诺尔矿区始终处于一种大企业、小政府，经济不能自立的尴尬境地（上世纪80年代初，笔者曾跟随时任矿区党委书记郭久卿、区长张玉祥参加市委、市政府在矿务局召开的一次现场办公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矿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会上讨论发言时，由于思路相左，话不投机，现场办公会的氛围异常尴尬。出席会议的区委、区政府领导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区办工业搞上去，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处处被动的局面）。虽然在矿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和第三届人代会上曾明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是以煤炭生产服务为中心，但矿区历届党委和政府都始终没有放弃大力发展区办工业的思想。所以，举全区之力创办灵泉啤酒厂亦是这一指导思想的实践。其实，回顾扎赉诺尔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也就不难看到，当地的主导资源是煤炭，但煤炭资源的规划与开发的主导权在矿务局，地方政府即便想开个小煤窑也只能去找矿务局商讨。所以，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矿区就一直在探索区办工业发展问题，也立足当地一些非主导资源兴办过区属企业，如上世纪50年代中期政府兴办过编织厂、糕点加工作坊、房产维修队（俗称老头队）等；7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主导兴办过晶体管厂、腐殖酸胺厂、地毯加工厂、区属“五七”煤矿、区属第二煤矿、灵泉砖厂、街道建筑维修队（后来改称为扎区第二工程公司）；直到80年代初才开始尝试利用灵泉地下矿泉资源创办较大规模的灵泉啤酒厂。客观地说，灵泉啤酒厂是扎区自探索发展区办工业以来，项目规划起点最高、科技含量最高、销售市场前景最好的一个最具潜质的企业，区委、区政府为了创办灵泉啤酒厂也倾其所有、竭尽全力，灵泉啤酒厂的初创成功也确让区委、区政府领导层为之一振，看到了区办工业未来发展的希望。但灵泉啤酒厂先盛而后衰，除了先天投资不足，缺乏高端管理和技术人才，管理粗放之外，还有一个致命的因素就是生不逢时，最终酿成的还是一杯苦酒。

本版图片由张明博提供

上世纪70年代，在呼伦湖上行驶的航运站机动拖轮之一 

 

      提起灵泉，人们几乎都知道这里有闻名遐迩的圣泉，知道这里比邻举世闻名的达赉湖，当然也知道这里煤炭富集，国家统配煤矿扎赉诺尔煤矿下属的灵泉矿就坐落在这里，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当年的灵泉还曾经有个航运站。为了搞清楚当年航运站的有关情况，笔者查阅了《扎赉诺尔志》，还专门面访了当年航运站的首席机械师赵兰芳先生。虽然航运站撤销距今已有40年时间，但灵泉地区航运事业发展的见证者赵兰芳先生依然历历在目、言犹在耳。赵兰芳先生说，灵泉航运站始建于1959年（如果追根溯源，灵泉地区的航运业并非肇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末。据史料记载，1932年末日寇占领了扎赉诺尔，同时占领了达赉湖周边的各牧业旗市，在尚未垄断达赉湖渔业资源之前先设立了“达赉湖水产公司”，随即便开辟了水上运输航线，成立达赉湖水上运输专营组织，每年5——9月为航运期。日寇占领扎赉诺尔和达赉湖周边旗市后并未急于垄断和掠夺达赉湖渔业资源，而是利用达赉湖夏季开湖期可以直达西旗的水路优势，以运送生活日用品为借口，率先开通了扎赉诺尔灵泉至西旗的水上通道。从表面上看，主要是向西旗运送粮食、煤油、日用品等，但实则不然。其战略目的无非是觊觎蒙古国背后的苏联，通过中蒙边界地区特有的便利条件，搜集苏军和蒙军的军事情报，为日本关东军谋划向西推进，企图入侵苏联远东地区做准备），是根据呼盟行署的要求，在满洲里市交通局主持和筹划下开辟的由扎赉诺尔灵泉至西旗东庙码头、东旗甘珠花码头的水上运输航线。当年，灵泉航运站码头位于灵泉电厂东南方向、沙子山大桥的对面位置上，该码头距离小河口约5公里。创立之初，航运站只有4艘木帆船，到1962年时增加了2艘机动木驳船，1964年又增添1艘机动拖轮船，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时，航运站已配有60马力机轮1艘、机动拖轮船3艘、机动木驳船2艘，年货运能力达到万吨以上。航运站最鼎盛时期，干部（航运站最早的站长叫赵德杰，书记是姜兴楷，再后来的书记、站长是刘学章，直到航运站撤销为止）、技术人员、装卸工人达百人以上。

     当时，航运站承担的主要运输任务是往西旗的东庙码头和东旗的甘珠花码头运送煤炭，同时运送一些牧区急需的建筑材料和粮食等。船舶返回时主要运送东、西两旗特产的牛羊皮张等畜产品。期间，航运站为扩大经营范围、增加收入，还曾为满洲里化工厂运过芒硝，给沿线的达赉湖渔场分场运过鱼。灵泉航运站的诞生和存续除了历史原因外，主要还是为了支持牧业旗市的发展，特别是解决牧区越冬燃料严重不足问题，是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个产物。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无论是满洲里还是扎赉诺尔，与东旗、西旗两旗之间没有公路，连简易砂石路也没有，唯有的是草原自然路。另外，那时满扎两地除达赉湖渔场外，其他单位几乎没有货运汽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满扎地区唯有达赉湖渔场配有专业汽车运输队，并配有解放牌汽车和国家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的太拖拉重型货运卡车），旗市间公路货运能力几乎为零。灵泉航运站是计划经济条件下所诞生的一个特殊产物，兴也计划经济体制，衰也计划经济体制。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除了上述提到的灵泉矿、灵泉电厂、灵泉罐头厂、灵泉啤酒厂等较大企业外，灵泉地区还有一些地方和大企业兴办的小型企业也为灵泉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过积极的贡献，如灵泉化工厂、灵泉板厂、灵泉砖厂、灵泉矿砖厂、灵泉自来水厂等，囿于篇幅就不一一赘述了。

1975年，扎赉诺尔矿区灵泉百货商店全体职工合影

灵泉当年第一家个体商店张志文小铺

破产重组后灵泉五金商店

已废弃的灵泉理发店

原灵泉百货商店旧址 

 

在生活日用品和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时期，灵泉地区的国有商业体系承担着为灵泉各矿、灵泉电厂、渔场罐头厂等企业和居民商业供给的重任。所以，当时灵泉地区配置的独立商业区也是扎赉诺尔地区商业发展史上最全面、规模最大的商业区域。

灵泉地区上世纪50年代初的商业雏形是“铁路供给商店灵泉供给商店分店”。该商店是在原“沟东铁路供给商店”的基础上由扎煤职工总会出资设立的属于国营性质的商业专供分店，该分店的供给对象是灵泉矿的矿工和家属。再后来“沟东铁路供给商店”和灵泉的“铁路供给商店灵泉供给商店分店”均划归满洲里市商业局管理，并在原“沟东铁路供给商店”的基础上组建了扎赉诺尔现代商业史上第一个百货公司和扎区一百商店。“铁路供给商店灵泉供给商店分店”交给地方管理后，灵泉地区的商业供应也就此纳入地方管理。

   随着灵泉地区人口的快速增加，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地方政府加大了灵泉地区商业资源的布局与配置，在灵泉贯穿南北的一条大街（满航路灵泉街里段）上，由北向南、由南到北，北起第三合作商店，南起新华书店，宽阔的马路两侧先后设置了灵泉百货商店、灵泉糖业三商店、灵泉五金商店、灵泉土产三商店、灵泉国营饭店、灵泉回民饭店、灵泉食品商店、灵泉第三合作商店、灵泉第六粮店、灵泉第七粮店、灵泉第八粮店、灵泉理发店、灵泉建材商店。到了夏季，灵泉糖业商店为了方便顾客购买时令蔬菜（计划经济时期，扎区街里和灵泉地区的蔬菜主要是靠红旗公社种植和供给。当时，红旗公社下设有三个生产队，街里是靠近二卡的第二生产队，小站是第三生产队，灵泉是第一生产队。夏季本地种植和供给市场的时令蔬菜品种有限，主要有豆角、茄子、黄瓜、芹菜、西红柿、西葫芦、韭菜等。进入秋季后的蔬菜品种主要是山东大白菜、大头菜、土豆、胡萝卜、大萝卜等。秋季蔬菜主要不是靠各商店销售，一般都是由各单位组织人员到就近的农业社去自行购买。由于本地种植的大白菜生长期短，很难包上心，口感不好，只适合腌渍酸菜。所以，每年深秋季节，糖业公司都要从南方成车皮地调入包心菜。从外地调入的包心菜个大、心实、口感好，颇受欢迎。到上世纪80年代前后，矿务局为了最大限度地解决职工的副食供给问题，同时也是为了解决矿工子女就业难问题，下属各大矿都陆续办起了自己直属的农场，如西山矿在秃尾巴山建有农场，灵泉露天矿在“七百亩”建有农场，灵泉矿在二电厂东南侧也建有农场），还在“老社宅”南侧设立了露天的“菜床子”。除了传统商业网点外，扎赉诺尔人民银行支行在邮电所旁设立了灵泉银行服务网点，扎赉诺尔邮电支局比邻银行设立了邮政服务网点，扎赉诺尔新华书店在灵泉南侧设立了新华书店分店，灵泉矿为了保证单身职工的生活在土产商店南侧还设有职工食堂。随着灵泉建成区不断地向北延伸，又陆续设立了灵北七百商店、灵北五金商店、灵北粮店等商业网点。

    计划经济时期，煤炭销售属于卖方市场，且不说企业用煤，就是老百姓买煤也要有煤本才行。但矿上的职工买煤价格便宜，因为矿务局内部职工享有价格补贴优惠。灵泉地区的商业也同全国一样是绝对的卖方市场，除了油盐酱醋茶、普通香烟、土特产品和蔬菜外，几乎其他所有的商品都凭票供应，买布要布票，买肉要肉票，买粮要粮本，即使到饭店去吃饭也必须有粮票。在商品票证供给时代，谁要想额外多买点东西或者特供商品（名牌香烟、瓶装白酒，再就是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即所谓的“三大件”等）要么托人找商店经理批条子，要么认识商店店员，而对于普通矿工来说想要买点紧俏商品就不那么容易了。现在想来也挺有意思，商品凭票供应的时候，虽然好东西吃得少，但却觉得东西金贵，有一种得来不易的幸福感，如今商品丰富，好东西都挑着买，甚至三天两头去饭店吃饭，但却再也找寻不到当年的那种幸福感了。过去好东西吃得少，好多人因营养不良而住院治疗，现如今好多人却因患“三高”症而苦恼。现如今，随着国营商业体制的解体，随着灵泉人口大量向街里和新区搬迁，灵泉商业街上那些曾经的各大商店早已物是人非，原有的国营饭店、回民饭店已被拆除，在原址上建起了一座银灰色的欧式小洋楼；原来路西的百货商店老房子虽在，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家个体商店；原路东的那个理发店现已废弃，但迎面的女儿墙上那几个用水泥雕刻的店名似乎还在向南来北往的人们诉说着昔日的荣光；唯有灵泉矿职工俱乐部的那座小楼经暖色调的涂料粉饰一新后还能隐约看到昔日之容貌；原邮电所还在原址上苦苦地支撑着；原五金商店破产重组由内部员工出资持股后还挂着原五金商店的牌子在原址上营业。即使国营商业解体后一度繁荣兴盛的大大小小个体商店也陷入极度凋零的状态，五金商店对面的张志文小铺是当年灵泉地区“国退民进”后涌现出的第一家个体商店，现如今也门可罗雀。笔者在整理此文的过程中曾几次盘桓在这条商业街上，脑海中不断地浮现出往昔灵泉商业街上的一派繁盛景象（笔者虽然不在灵泉居住，但儿时经常往来于街里和灵泉之间。每次从灵泉“五八住宅”到“五六住宅”，这条商业街是必经之路，在儿时的记忆中，灵泉这条贯穿南北的商业街其繁华和热闹程度绝不亚于街里的“八乍市”。我至今还记得1967年的一个夏天，有小伙伴跑来告诉我灵泉百货商店有卖军帽的。在那个特定的“红卫兵”年代，穿军装、戴军帽是最时尚的一件事情，且不说能否搞到军装，谁若能拥有一顶军帽戴在头上，定会引来无数羡慕的目光。闻听此言，我叫上院里的几个小伙伴顾不上吃午饭拔腿就往灵泉跑，十来里地的路程不大一会儿就跑到了。当我们拥进灵泉百货商店终于买到心仪已久的军帽时，心潮澎湃不说，那一瞬间觉得灵泉百货商店的营业大堂是那么宽阔敞亮。走出商店，回头再张望灵泉百货商店的正门和正门上方水刷石的女儿墙时，顿觉那样雄伟壮观。儿时区区的一件小事让我对灵泉百货商店几十年没齿难忘），但目睹眼前凋零之状，脑海中亦情不自禁地涌现出了宋代词人李清照在《武陵春·春晚》中所写下的那充满哀叹的两句词：“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曾在灵泉地区生活过的人，无不对这条曾经繁华的商业街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不仅挥之而不去，而且随年龄增长越发强烈。有些人举家搬迁到街里、新区或满洲里市区后，虽步森大街、中央大街、新区商业街繁华热闹，但却难以取代心中的灵泉商业街；有些人尽管天各一方，但一朝相聚，觥筹交错间谈及灵泉故地，依然无法掩饰对灵泉商业街的深深眷恋。虽然昔日旧友难以经常谋面，但当看到朋友圈里刊发的灵泉商业街之老照片和现如今惨淡经营之状，无不唏嘘感叹，甚至潸然泪下。如果你驻足灵泉商业街上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这条已经寥落凄清的大街上会不时地有人站在那里流连忘返，还有人在寒风中拿着手机站在路边忘情地拍照，或许是想拍一些尚残存的街景，好储存在自己记忆的相册中。此时此刻我蓦然发现，纯朴的灵泉人是如此这般地易于感怀和动情。                    

本版图片分别由吴修林  乔勇 摄 王丽梅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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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泉百货.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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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泉糖业烟酒商店旧址.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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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灵泉矿医院旧址.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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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赉诺尔工商银行灵泉分理处旧址.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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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赉诺尔矿务局机电总厂灵泉分厂旧址。.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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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赉诺尔区邮电局灵泉邮电支局.JPG

       新中国成立前，作为生活在灵泉地区的矿工与家属是没有生活保障设施的。因为，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强权者、资本家和把头们的眼里，中国籍矿工是贱民、是苦力、是被奴役和剥削的对象，甚至视挖煤工人的生命如同草芥。当年，俄国人凭借着洋枪洋炮和不平等条约不仅垄断了扎赉诺尔地区的煤炭资源，而且是该地区社会政务的实际主宰者。所以，煤矿的管理者、俄籍工程技术人员和员工不仅薪酬高于中国籍矿工数倍，而且在住房方面享有特权。除此，还有员工俱乐部，可以定期看电影，跳交谊舞。而这些都与中国籍矿工毫不相干（扎赉诺尔煤矿先后历经俄国人统治和日本人统治，客观地说，在俄国人统治扎赉诺尔煤矿期间，虽然中国籍矿工属于低贱的“老脖带”，但俄国统治者还没有丧心病狂到草菅人命，当时中国籍矿工只要下井挖煤至少还能拿到微薄的薪酬，还有人身自由可言）。到了日伪统治时期，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急转直下，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长期统治和奴役中国的罪恶目的，在“沦陷区”内对国人实施强制性的奴化教育，推广其“大东亚共荣”意识，妄图泯灭国人的民族思想。配合奴化教育，建立秘密监察机构，实施恐怖政策，推行保甲制，伪满警察、日本特务遍地横行，稍有不慎轻则皮肉之苦，重则牢狱之灾，还有的人被关押后而失踪。为了摧毁中国人的意志，构建所谓的“满洲乐土”，日本人打着“康生院”的幌子，鼓励国人出资办大烟馆，倾销烟土，谋取暴利。在经济上实行严格的配给制，中国人吃橡子面、穿洋灰袋子的现象绝非偶然。然而日本人可以吃大米，中国人若偷吃白面和土豆就是经济犯。由于饥寒交迫，常有矿工路死街头，被称之为“死倒”。所有矿工入矿时都要按手印，指纹纳入档案管理系统，若有矿工因不堪凌辱而逃跑，被抓回来大都生死未卜，其入矿担保人也会因此遭受牵连。为了支撑其侵略战争、为了多出煤他们全然不顾矿工的死活，矿难事故频频发生。日伪时期，在扎赉诺尔煤矿下井挖煤的矿工究竟有多少人惨遭厄运，谁也说不清楚。住“大房子（单身矿工居住的简易棚舍）的矿工一旦发生传染性疾病，就会被强制隔离，很多尚奄奄一息的病人就被强行拖走掩埋于荒郊野外。在日寇的铁蹄下，中国人特别是在井下挖煤的矿工毫无基本人权可言，生活保障设施更是无从谈起。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对日宣战，进入扎赉诺尔和中国东北地区。1946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进入扎赉诺尔和灵泉地区，取缔伪政权，组建民主政府，恢复市场供给、恢复矿山生产，昔日的“煤黑子”一跃成为国家和矿山的主人，至此结束了国人长期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历史。东北民主联军和民主政府曾一度接管扎赉诺尔煤矿，但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的复杂原因所致，随即又根据上级指示将煤矿管理权交由“中长铁路局”管理。在此期间，党和民主政府只能通过其他途径组织矿工进行生产自救，局部恢复生产，尽可能地多出点煤，在满足自身燃煤需求的同时，给矿工们发点工资支撑其拮据的生活（有资料记载，在1946年——1949年间，扎赉诺尔煤矿包括灵泉坑共计生产煤炭62.5万吨）。从1950年开始，国家开始投资恢复矿山生产。经过历时三年的恢复、改造和发展，到1953年时扎赉诺尔煤矿年生产能力就达到了65万吨，相当于前三年煤炭生产的总和，矿工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当时，由于整个东北老工业区都处于全面恢复生产阶段，国家还暂时拿不出钱来用于改善矿工的居住条件，所以，在那段时间内矿工们的生活条件和环境依然是很艰苦的。虽然当时生活条件与环境很艰苦，但作为矿山主人的矿工们却从未因缺吃少住而影响工作热情，而是以从未有过的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矿山的恢复和建设之中。到1956年时，国民经济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于是国家适时决定在确保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拿出一部分资金用来改善矿山工人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灵泉地区职工住宅从无到有的巨大变化中可以料戾彻鉴。

    灵泉最早的住宅史称“老社宅”。据有关知情者介绍，“老社宅”位于原灵泉食品商店的后身，是日本人统治灵泉坑时所建。“老社宅”依坡就势，成排成栋，据说有百余户规模。在日伪统治时期，普通的挖煤工人可否有资格入住其中不得而知（从“老社宅”残存的规模看，仅百余户住房，恐当年只有在矿上担任管理和技术工作的日本人和部分在矿上担任大小把头的监工们才有权利居住，普通的采煤工人是绝对住不进去的。直到光复以后，“老社宅”随“五号坑”“六号坑”等才一并划归扎赉诺尔煤矿所有。此时，“老社宅”作为国有资产才终于有条件分配给普通矿工居住）。与“老社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比邻其北侧的“地窨子”，这些“地窨子”乃是当年处于饥寒交迫中的矿工们于无奈之中而搭建的仅能遮风御寒的原始住所。这些“地窨子”依山坡而挖，大半卧于地下，地上面露出一小部分，就势棚上几根粗细不等的木檩条，上面铺上草袋子、洋灰袋子和蒿草，覆上一层干土，然后再抹上一层大泥，就算是房子了。据说，当年好一点的“地窨子”上面才留有一小块玻璃“天窗”，在“地窨子”的入口处装上一道用木条钉的门。就是这些“地窨子”伴随当年灵泉坑挖煤谋生的人们度过了无数煎熬的岁月，这就是当年在日本人铁蹄和皮鞭奴役下的“煤黑子”们的真实生活缩影。

    灵泉地区光复后，在党和民主政府的领导下，扎赉诺尔煤矿和所属的灵泉矿开始逐步恢复生产。1953年以后，国家投巨资开始建设新的矿井，由于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又有大量的外来人员涌入。当时国家尚无力投入资金为广大矿工建设住宅，改善生活条件，大家也只能自己动手脱土坯、干打垒，因陋就简建造低矮的平房。于是在泉子小桥、原国营饭店、土产商店以东，铁道线以西的这一区域内陆陆续续建造起了一片呈狭长状的参差无序的居住区，这一片住宅区是灵泉矿在实施大规模建造矿工住宅前的一个较大规模的自建行为，这片居住区乃是灵泉地区地地道道的棚户区。

    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扎赉诺尔煤矿和灵泉矿在基本完成矿山恢复的基础上，在国家投资建设新矿井的同时，开始拨付巨资在灵泉地区开始了史上最大规模、最壮观的职工住宅建设工程，先后在灵泉地区建设了各具规模的“五六住宅”“五七住宅”“五八住宅”“五九住宅”“六零住宅”和“六四住宅”（在灵泉砖厂以北、满航路以西位置上，达赉湖渔场罐头厂还建有一片相对集中的职工住宅区，有百余住户）。这些住宅区的规划建造特点是：大部分住宅都分布在满航路西侧的山坡之上和“老社宅”的南北两侧，住宅均按栋依次建设，排列有序，每栋约有七家住户，每片住宅区的栋数不等。因当时经济条件和居住理念所限，住宅建设标准较低，除“五八住宅”是砖木结构住房外，绝大多数住宅都是以毛石为墙基、土坯为墙体的瓦盖房。住宅区内的生活配套设施也非常简单，主要有“水楼子”和公厕（居住区内“水楼子”也很少，百余户人家共用一座公厕。那时的住宅区内尚没有污水井和垃圾房，居民生活污水和垃圾排放呈随意状态）。由于住宅区大多建在东低西高的山坡上，住宅区内的东西向的巷道自然形成较大的坡度，夏季还好，到了冬季路面上几乎全部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再加上巷道两边的住户向路面泼倒污水，行走颇为困难，尤其是从坡下往坡上挑水，稍不注意就会滑倒，唯有不谙世事的孩子们能从中寻得乐趣，借助坡道打滑出溜玩。那时的矿工及家属没有太大的奢望，能分得一套住房就已经很知足了。当时建造的住宅每户一般都在2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室内只有一室一厨，卧室相对厨房的面积稍大一点，一侧是通盘火炕，一侧是摆放简易家具和家人驻足的地方，如若家里同时来几位客人，顿时狭小的空间里转身都非常困难。就是这样的居住条件与环境对于原来没有房子或者住“地窨子”的矿工们来说已经很满足了。尽管有的家庭是三代人拥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居住，但他们的内心所感受到的依然是从未有过的幸福感，他们在这里度过一个又一个春秋寒暑，孕育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矿山的建设者，为灵泉煤矿的发展贡献了青春和力量。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灵泉矿职工住宅建设的高峰期，并由此奠定了职工居住和生活环境的基础。但社会在发展，原有的居住环境与条件已渐渐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灵泉矿作为大国企，几十年来解决了职工住房方面的需求，然而面对职工家属新的一轮住房需求和对新生活的向往显然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对此又不能视而不见、不闻不问，这显然不符合大国企的思维模式。于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就产生了一种职工与企业共同出资建设职工住宅的新方法，即“自建公助”（职工向所在单位提出“自建公助”申请，经单位审核同意后，个人向地方城建部门申请建筑用地，获批后，单位给自建房的职工提供4000元建设补助资金）模式。于是，在灵泉罐头厂以南至灵泉电厂北坡下，泉子以北至消防队南侧，灵泉自来水厂以南、“五八住宅”以西、南到灵泉食品商店后山坡一带很快形成了三大片以“自建公助”为模式的新的住宅区。“自建公助”这种建房模式不仅改变了煤矿原来大包大揽解决职工住房的传统思维，最重要的是这种模式有效地调动了职工自主建房的积极性，还在客观上满足了部分职工在建造住房方面的差异性需求。从表面上看，职工在“自建公助”的过程中得到了企业一部分无偿的资助，而实则是企业通过这种资助建房模式“以小博大”，从中获益多多。

    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的住房观念再次发生颠覆性的变化，特别是年轻一代矿工和矿工家属已不再满足原有的平房居住模式，也不再满足圈大院、种园子、养鸡养羊的庭院居住模式，住楼房成为他们时尚的追求（除了居住观念上的变化之外，经济原因也是很重要的方面。在国家实施计划商品统一物价管理时期，煤矿职工买一吨煤扣除单位煤补后也就是几十块钱，七八十平方米的平房一年大概要烧七八吨煤，总计取暖成本也就几百块钱。随着国家逐步放开煤炭价格，国内燃煤价格不断攀升，地销煤即居民用煤价格也不断攀升。2000年后扎区民用煤售价每吨已上涨到接近200元，现在已经涨到接近400元。相比之下，同等居住面积住楼房一年所支出的热费比自己买煤取暖还要便宜。再者，住楼房不用再为买煤、收煤、烧土锅炉、掏灰等诸多事情而烦恼，不仅经济、省心，还干净。所以，经济因素也是促使人们改变居住观念的重要原因之一）。灵泉地区最早建设的楼房区是位于灵北的八栋楼，虽然当年矿务局建安处建造楼房的水平一般，但在久居平房的矿工们眼里谁能拿到八栋楼的钥匙，不仅可以享受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还是一种身份、地位的体现。特别是那些新生代矿工在生活观念上与之父辈们截然不同，没有楼房绝不谈婚论嫁。八栋楼建完后，由于僧多肉少，能拿到八栋楼钥匙的人恐非一般人也。于是，乔迁新居的兴高采烈，没得到楼房的则久怀慕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灵泉矿尚处于计划经济的“后辉煌”时期，依然是财大气粗。继八栋楼之后，1979年在灵泉西小区建了20栋住宅楼，1980年在“老社宅”区域建了6栋住宅楼，1981年先是在三斜井一带开发了一片平房住宅，紧接着于1983年在三斜住宅区域内又建了10栋楼房。

    从日伪时期的“地窨子”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社宅，从七十年代的自建公助到八十年代住上楼房，从旧社会到新社会跨越时代的鲜明对比，从改革开放前到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化，足以可见灵泉矿工几代人在生活环境、生活面貌、生活观念等方面所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 

    在灵泉地区有两片住宅区的名称非常特别，一个是“马号”居住区，一个是“双零号”居住区。通过多方探寻而得知，“马号”居住区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当年这一片曾有几十户人家养有马车和小毛驴车，专司给灵泉地区的矿工和居民家送煤，久而久之“马号”就成了这片居住区的代名词。“双零号”居住区的位置大概在原灵泉职工医院的南侧，据说是当年满洲里化工厂在这里建了三座小房，曾组织人员在这里研究开发一种代号为“双零号”的特殊产品，至于这种特殊的产品是什么、做何用途谁也说不清楚，后来研究成功与否也说不清楚。渐渐地“双零号”的那几间房子荒芜于蒿草之中，但“双零号”在灵泉人眼里始终是个谜。“双零号”的那几间荒废的小房西临满航路，南临通往11号井的马路，地势虽低于满航路，但从“双零号”往东却相对平坦，且交通方便，于是在这里选址建房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再后来灵泉矿职工医院也在“双零号”的北面选址建造，在灵泉矿医院的东面又新建了第四中学，这里一度成了大家选址建房的优选之地，“双零号”小房周边渐渐地形成了一片住宅区（“双零号”住宅区的官方名称叫“新兴住宅区”）。

 本版图片由张明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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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扎赉诺尔矿区灵泉小学宣传队师生合影。.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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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扎赉诺尔矿区灵泉小学五年二班毕业生留影。.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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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扎赉诺尔矿区灵泉中学某班学生毕业后呼伦湖合影。.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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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扎赉诺尔矿区灵泉中学某班学生毕业后小河口聚会。.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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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扎赉诺尔矿务局第四中学旧址 （乔勇摄影）.JPG

    灵泉地区最早设立的学校是1946年以后“扎赉诺尔第一完全小学”（解放街小学的前身）的一所分校。家父乔春元曾在《伪满时期扎赉诺尔小学教育概况》一文中回忆说，当年的“扎赉诺尔第一完全小学”灵泉分校在校学生最多时也不超过三四十人，由于入学的学生在年龄和认知能力方面参差不齐，所以无法分班实施教育，当时只能采取复式教学方式。家父曾说，贾文池、闫保全、刘香兰、张宝全等都是当年他在灵泉分校教过的学生。1953年，扎区政府教育部门在原分校的基础上正式设立了扎赉诺尔灵泉小学。灵泉小学校址位于原灵泉百货商店的后身（原分校校址是否也在1953年新建的灵泉小学的位置之上已无从考据）。新设立的灵泉小学由于入学新生大幅增加，遂取消复式教育，改为常规教学，学校按年级共设有6个教学班（原灵泉街道办事处干部赵兰芳先生介绍说，他于1954年从原籍河北老家来到灵泉居住，1957年开始在灵泉小学就读。当时学校校长是王子韶，他们的班主任老师是李康宫，学校体育老师是张灿兰，其他班级的老师回忆不起来了。他们同班同学有赵德桥、赵成、孙淑洁、刘文俊、王兴海、琚秀兰、赵芝荣、王锡祥、唐玉芬、刘永昌、祁功江、张凤芝等）。后来扎赉诺尔煤矿相关部门在灵泉地区陆续设立中小学校，根据扎区政府教育部门和煤矿教育部门双方达成的协议，扎区政府教育部门遂将灵泉小学撤销，撤销的具体时间不详。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扎区政府教育部门根据灵泉地区的发展需要又设立了一所灵泉民族小学，该校校址位于泉子南侧的位置。

    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在灵泉地区中小学教育尚处于空白状态之时，为解决矿工子弟入学问题率先在灵泉地区设立了“扎赉诺尔第一完全小学”分校、灵泉小学，后来又设立了灵泉民族小学，在当时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从1956年开始，扎赉诺尔煤矿相关部门开始在灵泉地区办学，先后设立了扎赉诺尔煤矿第三小学、第四小学和第五小学（扎赉诺尔煤矿相关部门在设立小学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学校的名称顺序可能先后做过一些调整，根据《扎赉诺尔志》记载，1956年先在灵泉地区设立了扎煤第四小学，后又于1963年设立了第二小学、第五小学，所以，扎赉诺尔煤矿相关部门在灵泉地区先后设立的各小学的名称顺序与史志记载的时间无法对应。扎煤灵泉第三小学位于现灵泉矿办公楼隔道对面的位置，扎煤灵泉第四小学位于灵泉五七住宅后面的位置，扎煤灵泉第五小学位于原灵泉砖厂西南的位置）。

    扎赉诺尔煤矿相关部门在灵泉地区先后设立了两所初级中学。1968年在灵泉地区设立第二中学。据有关知情人介绍，灵泉二中有“老二中”和“新二中”之说。“老二中”校址位于泉子小桥的东北方向（过道满航路），靠近“六四住宅”的北面。“新二中”位于泉子小桥正西、泉子的正南，与灵泉民族小学比邻。1978年又在灵泉设立了第四中学，第四中学位于十一号井的正西方向，十一号井与满航路之间的位置。

    灵泉地区的各中小学校曾有历史上的辉煌时期，曾为扎煤公司、地方各部门和国家培育了大批英才，但随着灵泉地区人口向新区转移，该区域的教育事业也随之而衰。笔者虽未能一一踏看其全部校址及现办学情况，但期间曾随同几位知情人前往原第四中学校址探查，发现该校现已撤销，原校址卖给私营企业做厂房使用，现已荒废弃用。

本版图片分别由乔勇 摄 王丽梅 提供

    光复后的1946年，由苏联红军扶植起来的“马岐山政府”曾将扎区划分为五个“区公所”，其中灵泉地区被划入“南园区公所”管辖范围之内。1949年正式成立扎赉诺尔区政府，灵泉地区仍隶属原管辖范畴。但客观情况是灵泉地区距离“南园区公所”很远，管理上鞭长莫及，不利于灵泉地区发展。特别是从1953年开始，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相继恢复了灵泉地区五号井和六号井的生产，同时又新建了十一号井和灵泉小露天矿，整个灵泉矿的煤炭产量快速增长，于此相对应的是灵泉地区人口也在快速地增加（据《扎赉诺尔志》记载，灵泉地区常住人口概况是：1946年约600人，1949年约1200人，1959年约6200人，1980年约14000人，到本世纪初时约20000人。上述灵泉地区不同年度人口数量是根据扎区历年人口统计总数和灵泉地区人口占扎区人口总数约20%的比例计算后得出的概数。各年份灵泉地区的实际人口数要远远地大于这个数，原因是该区域内流动人口数量一直较大，但当时均未纳入统计范畴），原有的管理机制已不能适应灵泉地区的发展需要。于是，1957年扎赉诺尔矿区人民委员会决定将灵泉地区从“南园区公所”划出，在灵泉地区单独设立“灵泉管理区”，作为矿区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构，行使管理和服务职能。“灵泉管理区”自设立以来，始终按照区委、区政府所提出的既定工作方针围绕着服务煤炭生产开展各项工作。由于“灵泉管理区”面对的是相对独立的灵泉矿，无论是机构规格还是服务能力都无法与该区域内的大企业相匹配，客观上形成地方政府派出机构与大企业间之间的关系失衡。为了强化灵泉地区的行政管理与服务，1980年扎赉诺尔矿区人民政府借自治区党委批准扎区恢复旗县级建制之机，撤销灵泉管理区，正式设立了灵泉街道办事处（原灵泉管理区和原灵泉街道办事处位于灵泉“老社宅”南侧的“菜床子”前边的位置）。至此，灵泉街道办事处就成为该地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辖区居委会工作、社区服务、人民调解、综合治理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综合管理和服务部门。

    从1957年扎赉诺尔矿区人民委员会设立“灵泉管理区”开始到1980年扎区政府设立灵泉街道办事处及以后，因为该区域的管理与服务工作与其他几个街道办事处有很大的不同，不仅直接对接大企业，而且要面对该区域内人口结构复杂及流动性强、社会矛盾频发等状况。所以，扎区区委派到灵泉办事处的干部不仅要有较强的领导能力、沟通与协调能力和应对突发问题的能力，还要善于耐心细致地做群众工作，派往灵泉街道办事处的干部都是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适应相对独立工作环境的干部。经笔者多方了解和当年在区委办工作时的经历，从设置“灵泉管理区”开始到本世纪初，任职较早、资历最老的街道办事处主任是孟格泰（据孟格泰的女儿孟淑香回忆说，她父亲从1954年开始就在“灵泉管理区”任职，设立灵泉街道办事处后，她父亲又到灵泉街道办事处任主任，直到1974年离休为止）。继孟格泰之后，灵泉街道办事处书记兼主任是张智、副主任是查静。张智离任后，查静接任办事处主任之职。在上述街道办事处两代领导中就有两位是少数民族干部，其中孟格泰是达斡尔族，查静是蒙古族。这些老领导以坚强的党性原则、任劳任怨的敬业精神克服了诸多工作和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在不同历史时期为灵泉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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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呼伦湖罐头厂产品贴标车间 。.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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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呼伦湖罐头厂洗鱼车间。.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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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呼伦湖罐头厂技术革新小组在生产车间攻关。.jpg

在扎赉诺尔灵泉一百多年的沧桑岁月中，不知有多少人是因当年故里饥馑荐臻而被迫闯关东来到塞外之地下井挖煤为生，也不知道有多少结发之妻为了投寻远在千里之外的丈夫而不得不割舍亲情，背井离乡来到这里。正是这些曾经面向黄土背朝天的朴实而勤劳的人们来到了这里，在经历了暗无天日、饥寒交迫、生死离殇之后，终于迎来翻身做主人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从此便在这里安家落户、生儿育女，说是“乐不思蜀”也好，安居乐业也罢，总之是一代又一代不仅将青春汗水洒在了这片沃土之上，而且其儿孙也都定居在这里。笔者于襁褓中随母亲来到扎赉诺尔，虽未曾在灵泉这片热土上居住过，但吾之家父曾在灵泉地区教过学，吾乔姓本家诸多亲属也都在灵泉地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生活印记。

    1945年初，家父终于结束了饱经磨难的伪满国兵生涯，回到阔别已久的扎区。此时，祖父已经病故，家母尚在河北老家，音信皆无。所以，对家父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感困惑、茫然的时光，既无栖身之处，又举目无亲，进退维谷，幸有同学李金榜介绍家父到扎赉诺尔国民小学担任代课教师。若干年后，家父每每提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都会由衷地感谢他的同窗好友郁长江在他无家可归的时候伸出援手，安顿家父到他家暂住。感恩他的同学李金榜在他人生道路上不知何去何从之时介绍他到学校担任代课教师。感恩周世恩校长在当时扎区寻业异常困难的特殊时期肯于接纳他留校，并在日后的工作中和生活上给予诸多的帮助。家父深知在当时不要说谋得个代课教师之职，就是想到井下去挖煤若没有人介绍和担保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家父自担任代课教师之始便以校为家，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之中。家父原本就毕业于这所小学，在该校读书期间一直都是全校学生中的翘楚，无论是期中考试、期末考试还是毕业考试，科科都位列前茅。所以，在校任教时间较长一点的老师对家父当年在校读书之佳绩都有耳闻，而家父对曾培养过自己的母校更是怀有一种敬仰之情。于是，扎实的学习功底，对母校的深厚感情，较强的适应能力，心无旁骛的工作态度，再加上周世恩校长和诸多老师的提携与帮助，使家父很快就成为当时学校中的骨干教师之一，并得到周世恩校长的肯定。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工作队进入扎区，废除了“马岐山政府”，同年正式建立了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权，于是，在党和民主政府的领导和组织下，广大市民与矿工们一边恢复市场供给，一边恢复被日寇破坏的矿山。于此同时，为了解决灵泉地区适龄儿童入学难的问题，决定由扎赉诺尔国民小学派员在灵泉地区设立一所分校（灵泉分校设立的准确时间不详，估计应在1947年前后）。在选派分校教师时，考虑到家父到校任代课教师时间不长，与其他教师相比资历尚浅，需要积累从教阅历（周世恩校长对家父的培养可谓是用心良苦。也正是因为家父在灵泉分校的这段任教阅历和家父在对新旧社会对比后，对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民主政府的深刻认识，对党的一系列政治主张的认可与追求，为后来接任解放街小学校长之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且当时家父孤身一人，无家室羁绊，所以，周世恩校长在征求家父意见后决定派家父到灵泉分校去任教。家父作为分校唯一的教师，不仅要担任语文课和算数课教师，还要担任体育课教师（由于当时灵泉分校教学环境所限无法开设音乐课、美术课等）。由于分校学生数量少，无法按常规设立不同学年班次，只好从实际出发实施复式教学（所谓复式教学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年级的学生编成一个班，由一位教师用不同年级的教材，在同一节课里对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教学的组织形式）。因为灵泉分校没有教职工宿舍，也没有食堂，家父只能寄宿在老乡家里，吃饭问题也只能自己动手解决。家父说，他到灵泉分校任教后虽然解决了部分矿工子弟和在泉子周边种菜的菜农们的孩子就近入学问题，但是由于生活环境异常艰苦、饮食不周而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很长一段时间只能以米汤充饥。家父深知，受周校长之托到灵泉分校任教于公于私自己都不能懈怠，无论多艰苦都必须坚持下去，况且生活在灵泉地区的矿工和菜农们的孩子期盼上学翘首企足，好不容易才有了一所分校，有了可以读书的环境，绝不能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而影响正常教学。所以，家父凭借责任感和良知，始终带病坚持在灵泉分校任教，直到1951年家父回解放街小学接任校长之职为止。家父生前不止一次地说过，虽然当年在灵泉分校任教十分艰苦，但那些渴望读书、诚实朴素的孩子们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家父还说，灵泉地区的学生家长对他不仅尊重有加，而且在生活上也尽其所能地给予关照，这也是支撑家父不离不弃地在灵泉分校任教的原因之一。

     家父是一个从不忘记别人曾给予过自己关爱和好处，帮助别人也从不索取回报的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家父一生深藏于心的生活信条。所以，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常常听家父说起他当年因躲避兵役回河北景县老家路经天津时福增爷爷（乔福增是吾之家父的远房叔伯叔叔。在这里包括后面部分吾对诸亲属的称谓均以笔者之辈分而尊之）所给予百般呵护之往事。家父说，河北景县南申庄老家属于典型的平原地区，除了贫瘠的黄土地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资源，世代稼穑于斯的农民日子过得十分贫苦，好多人家一年四季是靠乞讨度日。于是，一些年轻力壮、胆子大一点的人就跑到周边的石家庄、德州或天津等地去讨生活。其中，南申庄乔家出去的人不多，村里尹姓人家去石家庄、天津的人是最多的。福增爷爷就是当年离开南申庄老家到天津卫去闯荡生活的其中一员。福增爷爷年轻时仪表堂堂，在天津“劝业场”附近一家很大的西餐厅做伙计，混得不错。1941年，家父因躲避征召“国兵”一事在吾祖父的安排下跑回景县南申庄老家，期间，天津是当时乘坐火车到德州的必经之地。福增爷爷接到吾祖父的书信，得知吾家父路经天津，就按约定的时间亲自到火车站去接站，并安排家父住在他的宿舍中。家父滞留天津期间，福增爷爷只要一得空闲就热心地领着家父在天津卫到处转看。当家父离开天津回老家时，福增爷爷唯恐路上出意外，执意护送家父从天津直到德州火车站（1931年“9·18”事变，日寇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并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将中国版图一分为二，以山海关为界，山海关以北广域的东北地区被称为“关外”，属于“满洲国”地界，山海关以南称为“关内”。到1941年时，中国大部沦陷，无论是“关内”还是“关外”，日寇都实行极其严厉管制措施，尤其是对车站、码头的盘查更是严之又严。福增爷爷怕家父操东北口音路上一旦遇到日本鬼子盘查，搞不好就会被怀疑是“八路”而被扣押或遭遇不测，福增爷爷不放心，故而决定亲自护送家父回老家。就这样，福增爷爷一直将家父护送到德州火车站，下车后在月台上找到前来接站的五爷乔福章，两人交接后便匆匆分手。五爷乔福章接到家父后亦不敢久留，趁着夜幕避开日伪军的据点，徒步几十里回到南申庄老家）。解放以后，不知何故，福增爷爷一家离开天津，先是回到老家，不久就来到扎赉诺尔下坑采煤。也许是上苍冥冥之中的特意安排吧，那时，我家住在扎区街里“喇嘛台”的上边（现扎区步森大街西端岗楼处上边的原解放路一胡同，此条小路直通扎区电视台），而福增爷爷家恰好就住在我家下边的“喇嘛台”对面隔道的那栋坐北朝南的煤矿家属住宅，如果算直线距离，我们两家之间不过百余米之遥。因为我们两家住得很近，家父又一直对福增爷爷怀有铭感不忘之心，所以时不时地就领着我到福增爷爷家里去玩。我当时不过六七岁的样子，尚不谙世事，只知道这个爷爷也姓乔，至于家父与这个爷爷之间是什么关系我当时还闹不清楚，只知道家父对这个爷爷非常敬重，而且这个爷爷也很喜欢我，所以，我一直把这个爷爷当亲爷爷一样看待。十余年时间里，我们两家相距咫尺、辅牙相倚，相处甚好，我至今还能回忆起福增爷爷的音容笑貌。大概是文革前夕，福增爷爷从十一号井调到灵泉的五号井上班，于是，全家搬到了灵泉“五八住宅”居住。福增爷爷家住在“五八住宅”最靠东北角上的一栋房，还把北房山头，房山头的北侧偏下有一座公厕，从公厕在往东走就是临街（满航路）的那几栋俄罗斯人盖的石头房子，厕所的北面不远处就是泉子。夸张一点说，推开他家门往北拐，走上几十米就到了泉子的边上。因为他家离泉子特别近，几乎每次去他家福增爷爷都让海元叔领着我到泉子边上去玩（福增爷爷膝下育有一儿一女，长子叫乔海元，长女叫什么名字回忆不起来了）。也正因为他家离泉子近，我又觉得泉子那片很神秘、很好玩，所以打那时起，我就对灵泉的泉子产生了浓郁的兴趣。每年春节家父都要领我徒步十余里去灵泉给福增爷爷拜年。平时遇上暑假或寒假我还会一个人跑到灵泉福增爷爷家去找海元叔玩，有时玩不够就在他家住上一两天，海元叔就整日里陪着我到泉子去疯玩，我对灵泉和泉子的一些印象就是从那时候起一点点累积起来的。 

    海元叔虽然长我一辈，但他年龄比我大不了几岁。我们在一起时常常忘记辈分，就像哥们一样想说啥说啥，为此，海元叔没少挨他家老太太的骂，说他没大没小，不像个当叔叔的样子。但骂归骂，做归做，我和海元叔依然如故相处甚好，我们家与福增爷爷家也一直相处得很好。当然，我们两家在几十年的相处过程中也曾有过不愉快的插曲。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福增爷爷家的大女儿到扎区中学读书，一日三餐在我家吃。对福增爷爷之托家父和家母岂敢怠慢，尤其是家母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尽最大努力照顾她的饮食生活。但那时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每人每月供应的口粮一再压缩，我们一家四口人的口粮已经严重不足，夏天靠挖野菜补充，冬天靠干菜叶子充饥。我至今清晰记得，困难时期的一个深秋季节，天空飘着雪花，父亲带着我到铁道北红旗社的菜地里去挖大头菜根。试想，如果不是生活极度困难，口粮严重短缺，一个曾经当过老师、校长的人怎肯放下平日的师道尊严而去拾荒呢。我记得当时正常年景的粮食定量是这样的：家父系国家干部每月29斤定量，家母乃家庭妇女每月28斤定量，当时我和妹妹均属于10岁以下儿童，好像是每月15斤定量。而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时期国家又在原定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压缩，平均每人月定量在原基础上压缩5斤，原本定量供应的粮食就不够吃，每人再压缩5斤无疑是雪上加霜。家父因为长时间营养严重不良而导致全身浮肿，不得不住院治疗。家中最苦的当属家母，吃饭时一般不上桌，我们吃剩下一点她再吃，有时剩下的饭她也不舍得吃，留给我们下一顿吃，那几年家母骨瘦如柴、面容枯槁。然灵泉福增爷爷家的口粮情况明显地好于我们家，那位上中学的姑姑每月粮食定量是35斤，福增爷爷下井每月粮食定量是45斤，所以母亲就跟那位姑姑商量，来家里吃饭钱不钱的无所谓，每月带点粮票过来就好，不然全家每日的伙食实在是没法安排。家母深知福增爷爷家与我们的特殊关系，也知道那位姑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绝不能因寄居我家而挨饿，也不能让她跟我们一块吃野菜。于是，家母亲含辛茹苦、费尽思量照料她读完了三年初中，临近毕业离开我家时，那位姑姑竟然与我母亲大吵大闹起来，硬说我们家贪占了她带来的粮票，为此事家母潸然泪下，感觉有说不出的冤屈。家父知道此事后安慰母亲说，她是个孩子，说话没轻没重，不能跟她一般计较。况且，不看僧面看佛面，当年回老家路经天津时福增爷爷待家父不薄，这份情谊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却。家母虽然是一普普通通家庭妇女，没有多少文化，但一生向善、仁义待人，街坊邻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怎么可能做出此等不仁不义之事。这件事虽然让人困惑不解，但事后家父从未与福增爷爷谈及过。不料这位本家姑姑却对家父、家母一直心存芥蒂。文革开始后，家父率先被扣上历史反革命、日本特务、扎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祖师爷和黑后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莫须有的罪名，并被戴高帽游街揪斗和关押。恰好那一年春节我照例到灵泉的“惠姑”家去拜年，与这位姑姑夫妇不期而遇。言谈间，这位姑姑的丈夫竟然带有一种戏谑的口吻问我道：“听说你爸爸被戴高帽游街示众了，感觉挺好玩的吧？”闻其言，我先是惊愕，而后是一种难以遏制的愤怒。虽然那时我尚未成年，若依我的性格定会反唇相讥，但话到嘴边我还是忍了下来，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我不能因为怨怒而再给家父添不必要的麻烦。但我暗暗发誓，此生此世绝不与其有任何的往来与瓜葛，心里虽然这样想，但却未必能做到。若干年后，这位本家姑姑的女儿从鄂伦春旗来满参加呼盟妇联组织的会议，委托满洲里妇联的同志给我捎话，想见我一面。我知道后思虑再三还是到宾馆去看望了她，并随即安排了一个场合款待她，临行时我还赶到宾馆去送她，给她带了一些满洲里的土特产。我相信，期间发生的这些不愉快的事情福增爷爷肯定是一直蒙在鼓里，若是知道他一定会对家父谈及此事，因为在我的印象中福增爷爷是一位慈眉善目、心胸豁达、为人热情、闻融敦厚之人。再后来，福增爷爷和前后两位老伴相继离世，但我与海元叔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我的心里他就如同一个亲和的大哥哥。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家恢复高考，我想找一些初高中课本进行复习，海元叔得知我的想法后，不假思索就将其保存完好的初中课本悉数送给我。我家搬迁到满洲里居住之后，海元叔经常来我家做客，与家父海阔天空地攀谈。但没想到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打破了我们之间的友谊。1996年，我率队去江苏张家港考察学习文明卫生城建设经验，回来后也效仿张家港开始筹建满洲里首个巡警队，并面向全市公开考录。在审核报考名单时我发现海元叔家的孩子也名列其中。即或如此，整个巡警队员的考录工作依然是严格按照公开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进行的，我不敢也不能参杂个人情感。经过审核、笔试、面试、体检和政审，海元叔家的孩子终因笔试面试成绩较差而未能进入录取范围。虽然事后海元叔没明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这件事还是影响了我们之间的关系。2006年，家父病故，在悲痛和仓促之中我竟然忘记于事发当天晚上通知海元叔，毕竟他是乔家的长辈。在父亲遗体火化的头一天晚上我突然想起还没有通知海元叔，于是立即给海元叔打电话，先是向他讣告家父病故的不幸消息，随即就迟告一事向他表示歉意。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作为家父的叔伯兄弟，海元叔第二天竟然没来见父亲最后一面。此事我一方面深深地自责，另一方面则是不解和伤感。在此文中旧事重提，绝无借此挟嫌抱怨之意，而是谈及灵泉，我就会想起家父与福增爷爷两代人之间在特定年代所形成的叔侄之谊，就会想起当年我与海元叔在圣泉之畔抛却叔侄关系所结下的真挚情谊，当然也难免会想起那些不愉快的过往之事。有道是：“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烟云，转刹即逝，时至今日，笔者亦步入花甲之年，海元叔也已步入从心之年。虽然近年来吾与海元叔联系甚寡，但在我的心目中海元叔还是当年那个居于圣泉之畔，曾经意气书生，下井采过煤，后在灵泉二中任过教师，平生喜笔墨丹青，行事低调、衣着简朴、谈笑风生、古道热肠的“忘年挚友”。如果海元叔能看到我写的这段回忆之文，或许就能理解我当年在满为政时的苦衷，或许能原谅我的疏忽与不敬，同时也能知晓他在我心目中依然如故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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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灵泉发电厂职工浴池理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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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灵泉发电厂职工小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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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灵泉发电厂招待所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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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灵泉发电厂卫生所

 

    乔俊英是家父尚未出五服的叔伯妹妹，我一直尊称其惠姑。据家父说，惠姑的丈夫王金奎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先行从河北景县老家来到灵泉煤矿下井挖煤，惠姑是之后从老家投奔丈夫来到灵泉的。打我记事时起，惠姑家就住在灵泉的“五六住宅”靠近后山坡的位置，她家的房子位于“五六住宅”最后一排的南房山头最边上，房山南侧是一条虽宽敞笔直但却西高东低的自然巷道，站在惠姑家门前东望，正好对着满航路往十一号井去的那条马路，而且清晰可见十一号井的井架。家父与惠姑往上数是一个祖父翼下的子孙，故而我们两家相处甚好，来往频繁，除了年节互相走动外，有时家父也会领着我到灵泉惠姑家去玩。待我到幼学之年时去灵泉玩已是轻车熟路，要么是去“五八住宅”的福增爷爷家找海元叔玩，要么是去灵泉南边“五六住宅”的惠姑家去玩。虽然那时我还是个懵懂的孩子，但每次去玩惠姑和姑父对我都很热情，若赶上中午饭口定会款待我一顿好吃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恰是计划经济的巅峰时期，各类生活物资极度紧缺，肉、油、蛋、糖等副食品都限量凭票供应，一般人家最怕来客，要肉没肉，要菜没菜，家里平常储存的除了土豆和大白菜之外几乎别无它物，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或这样，我每次到惠姑家至少也能吃上一盘香喷喷的葱花炒鸡蛋）。也许正是因为惠姑和姑父对我热情款待的原因，我到惠姑家去的次数相对较多。

    “五六住宅”顾名思义就是1956年兴建的住宅，是灵泉地区除日本人早年建的“老社宅”之外建造最早的矿工住宅。惠姑家的房子不大，外间屋是厨房兼杂物间，里屋是卧室，满打满算加起来实用面积也不超过20平方米。卧室里的陈设很简单，炕上靠近西墙的位置上有两只箱子，箱子上面是白天叠放被褥的地方，整个卧室除了一盘火炕之外，余下的空间也就不多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火炕和南墙之间靠西墙的地方摆有一张旧的双屉桌，桌子的长度估计也就是1.2米左右，根据桌子的长度推测，卧室里除了一盘火炕之外，留给家人来回走动的空间也超不过4平方米。虽然房子不大，屋子里的陈设也很简单，但惠姑一家四口人依然是其乐融融。我上中学的时候，开始跟大杂院里的张景绪爷爷学做木匠活儿，当我刚刚学会做箱子和橱柜的时候就主动向惠姑提议，可以将这个双屉桌改装成桌柜，不仅可以多装东西，还比原来美观。我之所以向惠姑提出这样的建议，一来是为了练手艺，二来是为了答谢惠姑家多年对我的热情款待。将双屉桌改成桌柜，再涂上栗子色的油漆，惠姑家终于有了一件像样的家具。再后来，惠姑家在满航路和往十一号井去的路口下边即“双零号”的位置上新盖了一间面积相对较大一点的房子，并套有一个大院，院里有一块园子，夏天可以种些蔬菜，自此生活环境比以前改善了许多，并在这个“干打垒”的房子里居住了许多年，直到近年扎区政府实施棚户区改造政策，才从这里搬迁到新区居住，终于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楼房。

    惠姑虽然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家庭妇女，没有多少文化，但天性聪颖，为人热情豁达，善处邻里关系，是左邻右舍公认的热心人，也是大家围绕的核心人物。特别是在“五六住宅”居住的时候，一趟房七户人家，再加上前后趟房的数家邻居，惠姑犹如族长一般，与大家和睦相处。谁家来了客人缺少油盐酱醋，惠姑知道后立马就主动地送过去。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像姑娘出门子、孩子过百天，惠姑都会跑前跑后地帮助张罗个不停。家里若做点好吃的，给这家送点，给那家送点。步入古稀之年，不知受谁的影响，惠姑开始信奉基督教，对惠姑信奉基督教之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信仰上来说我都不大赞同。即或抛却政治角度，我也不赞成信仰舶来的基督教，原因很简单，华夏大地有根植于几千年文明的佛教和道教，即或要信仰也不该是基督教。但惠姑只是一个普通百姓，又是吾之长辈，我不好说三道四。虽然每次见面惠姑都不厌其烦地向我讲授信仰基督教的好处，但我是有四十多年党龄的党员，我只信仰马列主义，对惠姑的善意我只能充耳不闻或一笑了之。但后来我从惠姑身上发现了一些端倪，惠姑自从信奉基督教之后，每日有事情做，且到处奔波，精神状态较之以往大好，特别是晚年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之痛，竟然度过了一场情感上的危机。对此，我绝无褒奖宗教之意，但却从惠姑信仰基督教这件事上看到些许社会问题，尤其是部分生活在社会最基层的群众要么因为情感问题遭遇困境，无法自我解脱；要么因为老伴去世，孤身一人感到极度落寞和孤独；要么因为生活一度陷入窘境，感到生活无望；要么身患重病，经济拮据，转而期冀神灵保佑；要么是家庭关系陷入重重矛盾之中，期冀精神上获得一种解脱，当然这其中也不乏一些缺乏人生信念、随波逐流之人。这些人之所以歧路亡羊，大多是在纷繁的生活困境面前，由于得不到来自于社会的强有力疏导和帮助，转而在社会主流意识与非主流意识的争夺中不由自主地选择了通过宗教去麻醉自己的心灵，而且是个颇为虔诚的教徒，除了定时参加教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外，平日里还与其他教友一道开展一些扶危济困活动，并乐此不彼。虽然从表象上看他们的这些做法乃慈善之举，也确弥补了一些社会上的不足，但从深层次上看无疑是对党和政府的一种否定和挑战，不能不说是我们在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做的还不够完善。

    惠姑的一生相夫教子，看似平淡，但她作为一个矿工家属却是默默地为社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姑父退休前，惠姑竭尽心力地承担起全部家务，保证在井下采煤的姑父能够吃得好、睡得足，不为家庭琐事干扰，心无旁骛地干好本职工作。姑父退休后，原本老两口可以相依相伴愉悦地度过晚年，但没想到姑父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疾病后期精神恍惚，生活难以自理。作为糟糠之妻，惠姑不离不弃，精心呵护，就像照顾小孩子一样，使姑父在浓浓的爱意中走完了人生最后的一段路。除了照顾有病的老伴，她还主动地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起居，确保他们能安心地工作。可以说，姑父作为灵泉煤矿一个普通的矿工，为煤矿发展付出了自己的青春，而惠姑作为一名矿工家属也为姑父付出了青春与年华。姑父之所以能安然地度过他生命中最艰难的那段时光，完全是得益于惠姑的蕙质兰心。

    姑父是个本本分分、地地道道的矿工，从来到灵泉之日起就一直在井下采煤，直到退休为止。姑父下井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不知经历了多少次险情，但却从未出过工伤事故。说句唯心的话，姑父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如果说句唯物的话，姑父下井几十年最根本的“护身符”就是遵章守纪，从不胡来，从不走捷径。有一年春节去姑父家拜年，我突然冒傻气地问：“姑父，你们矿上冒过顶吗？”我的意思是想问姑父在井下干活遇没遇到过冒顶事故，还没等姑父说话，父亲在一旁声色俱厉地呵斥我说：“小孩子家胡说八道什么（回到家后，父亲神情严肃地对我说，大过年的图的就是个吉利，尤其是下井采煤的人最忌讳说这类事情。哪有大过年问人家遇到过冒顶事故没有，显得多没家教和不懂事。井下冒顶和瓦斯爆炸是最严重的事故，那是要死人的。以后再不能信口开河地胡说，想要说什么一定要思量好再说）！”这时候我才知道自己说错话了。但姑父并没有因为我的冒失而生气，反而很平静地对父亲说，这些年下井也算是有了经验，井下出事故大都是因为违规作业和不遵守操作规程而导致的。比如说，在井下干了一天活儿，升井的时候还要爬几里地的巷道，肯定很累，有的年轻人偷懒不愿意往上爬，就偷着到运输巷去坐往上运煤的轱辘马子车，搞不好就会挤伤胳膊腿。姑父的宽容让我免受一顿训斥，从而更增加了我对姑父的敬意。姑父平时话语很少，也没有什么交往，下班后回到家除了睡觉外，要么是帮惠姑干点家务活儿，要么就是坐在炕边上听听“电匣子”打发时间，所以给我的印象是不苟言笑，神情严肃，似乎有点冷漠。殊不知，姑父为人处世不仅有自己的一套原则，而且心里有一团火。十年文革开始后，父亲遭受到猛烈的冲击，戴高帽游街示众、无休止的批斗、隔离审查、群众专政、监督劳动等，每天背着一块写有诸多罪名、打着红叉的白布而“招摇过市”，平时被老乡们尊为先生的家父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好多亲友都唯恐避之而不及。尤其是父亲被群专关押期间，我们家几乎无人敢来，用门可罗雀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不料有一天中午，姑父从灵泉专程到我家来探望。家母对前来的姑父说：“你哥现在被打成了坏人，又被群专了，你今后就不要再来了，免得招惹上是非。”姑父闻言后说：“别人我不管，也管不了，但我不怕。不管我哥今后怎么样，咱照样还是亲戚，该来还是要来。我就是个煤黑子，他们能拿我怎么样。”姑父这番掷地有声的话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且终生难忘，从那一刻起，姑父在我的心目中形象越发高大起来。在我们家最困难、最期望得到别人理解的时候，唯有身为矿工的姑父不怕受牵连，依然故我，而且这件事促使我清醒地意识到另外一种社会现象，看似平日最贴近你的人很可能就是在你失势时躲得最远甚至是落井下石的人，而那些平日里似乎与你若即若离的人反而是在你落魄的时候能给你关心和呵护的人。父亲“落难”后，对父亲批斗最起劲、急于撇清自己的恰恰就是他原来手下的几个大干事，整父亲黑材料的也是他原来身边的人。谁说矿工粗俗？谁说“煤黑子”不懂人情道理？实际上心地最善良、最纯洁、最仗义的恰是来自于社会最底层的采煤工人。古人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我在姑父身上看到了一个正直的人所应具有的品德与性情，也从姑父身上学到了做人的起码道理。这件事对我一生影响甚大，也让我对“煤黑子”刮目相看。文革结束，父亲终得落实政策，官复原职，然姑父却自此很少再来我家，但我对姑父的敬重却依然如故。姑父退休后，特别是后来患病后，我只要有时间就到灵泉去看望他老人家。此时的姑父已病情加重，大多时候已经不认识来看望的人，但只要在他面前提起陈年往事，他的思维意识会立即清晰起来，甚至会泪流满面。我猜测，在他看似平静的人生旅途上一定有许多旁人难以知晓的往事与回忆。即或姑父离世后，我仍然坚持逢年过节带着礼品去灵泉看望惠姑。我觉得一个人最不应该忘记的就是当你落魄或者失意的时候曾给过你关心和温暖的人，应牢牢铭记一个道理，即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姑父去世后，我每次再去看望惠姑很少留下吃饭，因为我不忍心再给她老人家添麻烦，增加她的经济负担。我的本意虽好，但却给惠姑留下一些错觉，觉得我们现在都长大了，不似从前那样实在了，或者是嫌弃她家条件不好了。其实不然，姑父去世后，惠姑没有工作和收入，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姑父的遗属补助金，我实在不忍心让她破费。

    惠姑和姑父膝下有两个儿子，长子叫王庆忠，次子叫王庆华。庆忠弟的乳名叫柱子，所以，我很少称呼他的大名，总是习惯称呼他的乳名，觉得这样更亲切些，我们哥俩关系甚好。他参加工作在灵泉露天矿线路段上班，后来他将工作关系挂在别的单位开始干个体，先是买了一辆小四轮拖拉机搞运输，后来又搞过小规模的拆迁工程，还搞过汽车修理，大半生奔波不已，活没少干，力没少出，只是运气不佳。由于长期操劳，生命透支，不到知非之年竟患上重疾。在哈医大看病期间，我曾通过儿媳同学的关系帮助他联系专家做手术，术后回来一段时间还不错，但不久又复发。在矿务局总医院住院期间我去看他，只是觉得他身体有些虚弱，但没想到他那时已经病情加重。我还劝他戒烟，还把他放在上衣兜里的香烟给藏了起来。几天后我公出去南京，到南京的当天晚上接到惠姑打来的电话，得知柱子弟不幸离去，但终因路途遥远和时间所限没能送表弟一程。柱子弟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倔强又执拗，但他对亲属和朋友却是热心肠。我母亲过世后，每年的祭日他都从灵泉赶来参加祭奠活动。2006年我还在海拉尔上班，计划于8月份将我母亲的遗骨与父亲安葬在公墓的骨灰并骨一处，于是，我就给柱子弟打了个电话，想请他帮忙在灵泉找个木匠做一个“小材”。柱子弟闻言后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到并骨的那一天，他带着事先做好并上过漆的“小材”从灵泉赶到扎区西郊我母亲原来安葬的地方，跟着一直忙到并骨结束方匆匆返回灵泉。这件事情虽然不大，但却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来自于表弟的一番真诚。不管别人对柱子弟看法如何，我一直视他为挚友，因为他不仅为人正直，且特别热忱。再者，他在生活中遇到什么事情总是愿意找我商量，而且我说的话他也能听得进去，只可惜柱子弟英年早逝，让我痛失了一个挚友。

      乔双河一家来到灵泉的时间是吾乔家诸多亲属中最晚的。我还小的时候就常听家父说，我们乔家四代人先后闯关东（据家父说，我祖父一辈共有兄妹六人，其中兄弟五人，在这五人当中唯有我五爷乔福章没到过扎赉诺尔，其他兄弟四人都前后来过扎赉诺尔，其中我的大爷爷乔福堂和我的祖父乔福印均是于上世纪初就来到扎赉诺尔，最后都长眠于这里。家父还说，我的曾祖父乔胜魁也曾来到过扎赉诺尔，短暂留居后又返回河北老家），大部分都来到了扎赉诺尔并在这里立足，其中有一支到了根河的好里堡，还有一支到了黑龙江的亚布力。到根河好里堡的这一支有本家的一个叔伯叫乔景元，景元叔膝下有一男一女。还有我本家的一个叔伯哥哥叫乔木臣，木臣哥膝下有三儿一女，长子叫乔双河。

    大概是1977年，乔双河和好里堡的几位同伴来达赉湖渔场基建科打工，来之前他就听说扎赉诺尔有一本家叔伯爷爷，但具体在扎区哪个单位上班、家住在哪里都不清楚。说来也巧，我们家山北路的一个邻居恰好就在渔场基建科上班，乔双河无意间听说了我们家的消息，自此，多年来一直没有音信往来的乔家两支终于在边城扎赉诺尔不期相逢。

     1978年，我在扎区党委办公室工作期间曾随同区核查办的一位领导到根河得耳布尔林业局进行外调，返回时路经根河。笔者当时虽然年龄不大，但骨子里却是一个颇重乡情之人，于是，我向同行的领导请了一天假，只身前往好里堡的双河家去探望。

    在双河家我终于见到了从未谋面的叔伯哥哥乔木臣和大嫂，还如愿以偿地见到了那位本家叔伯叔叔。1979年中秋节期间，家父又携家母专程赴好里堡做客（此时正值十年文革结束，原来强加于家父身上的一切诬陷之词终得彻底平反，挣脱了政治上的枷锁，也解脱了被长期监视、监督的生活，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身心自由，而此时的家母身体已经显现出微恙，于是，家父与家母商定到林区的好里堡去看一看，一来是见一见久违的本家叔伯兄弟和侄子及全家，二来也想借机陪我母亲出去散散心，使家母能够摆脱长期遭受迫害所形成的精神上的压抑状态）。就这样一来二去，我们家与双河家建立起了互相往来的密切关系。

本版图片由张明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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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扎赉诺尔煤矿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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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扎赉诺尔煤矿4号矿井锅炉房

得利矿剥离出的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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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0月1日扎赉诺尔煤矿九号井胜利恢复

 

    大概是1980年前后，扎赉诺尔煤矿到林区招工，双河和他的爱人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为了给孩子们今后谋个出路，同时也考虑到扎赉诺尔地区尚有乔家众多亲属可以帮衬，所以下决心离开久居的好里堡，到扎赉诺尔灵泉矿去下井采煤。双河一家人来到灵泉后，开始的生活状况和居住条件非常艰苦，非一般人所能承受，但双河夫妇肯于吃苦耐劳，一切从零开始，而且能够忍辱负重，主动地融入扎区和灵泉的乔姓亲属和诸多老乡们之中，渐渐地生活出现了转机。

    如双河夫妇来到灵泉之前与家住灵泉老社宅的乔福增老太爷一家并不熟悉，但双河夫妇到灵泉后见两位耄耋老人生活不便、难以自理，就主动承担起侍奉两位老人的义务，使两位老人得到极大的慰藉。双河夫妇的诚恳与付出感动了两位老人，遂承诺百年之后将自己居住的老社宅的房子转赠双河夫妇。再如，家父病重期间，作为本家孙子媳妇的风琴每隔几日就从灵泉赶到满洲里家中参与护理，悉心地给家父擦身、喂饭，甚至接大小便。家父弥留之际，她一直守护在病榻前，直到最后亲手为家父穿上装老衣裳，如今每逢我父母祭日她几乎一次不落地从灵泉赶来参与扫墓和祭奠。为了从根本上改变生活境遇，双河夫妇决定在自建的位于荒郊的宅院内搞一个饲养生猪的猪舍，家父健在时曾与我和妹妹商量各自拿出一点钱作为他们养猪的启动资金。由于他们夫妇以及孩子们共同努力，养猪规模逐渐扩大，渐渐地搞成了一个小型家庭猪场，还清了所有的欠款，如今早已是儿孙绕膝。如今生活条件好了，但风琴却从没忘记曾经给予他们帮助的诸亲友。年近七旬的侄媳风琴动辄提着几十斤重的自己种植的新鲜蔬菜乘坐公交车送到我家或我岳母家，每年春节前杀年猪也要挑上好的部位给我家送来。家父在世时如此，家父故去后亦如此，我和妻子颇为感动。这多年来，我们家与双河家一直相处甚好，虽然他们晚我们一辈，但在我们心里始终将他们视同哥嫂一般。

    除了上述本家外，吾还有两位乔姓长辈也曾经在灵泉工作和居住过。叔伯叔叔乔书元（我称其“书元叔”）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从河北老家投奔姐姐来到灵泉谋生，因为他有手艺会做木匠活儿，来扎区后先是给人做家具、干些零活儿，后来入职灵泉砖厂。书元叔虽然来自农村，文化程度不算太高，但他敏而好学，很快就掌握了砖厂在生产和管理上的技艺与流程，不久就升为中层管理干部，到后来担任灵泉砖厂副厂长之职。满洲里市建筑材料厂兼并灵泉砖厂后，书元叔选择了退休，随即家也从灵泉砖厂院内的职工住宅搬迁到街里西大营满达路一带居住。

    叔伯叔叔乔庆元是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从河北老家来到灵泉矿十一号井下井采煤的，当时我们两家来往不是很多，所以对他们家的印象不是特别深。我只记得庆元叔家孩子较多，家住在灵泉的“五七住宅”一带。记得是一个夏天，庆元叔因故来我家，无意间说到他们家养了百十只短毛兔子，并说如果我喜欢的话可以到灵泉他家去抓一对回来养。我少年之时酷爱养狗和兔子，终于盼到放暑假，我兴致勃勃地去了庆元叔家，并在他家住了一个晚上。他家人口多，到晚上睡觉时一铺大炕挤得满满的，想翻个身都很困难。晚上关灯后不久，我因换环境而难以入睡，突然间感到身上一阵阵奇痒难忍，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身上爬动，开始还能忍受，到后来实在是忍无可忍，不得已打开灯查看。这一看我被吓得目瞪口呆，只见墙壁上、炕席的缝隙间到处都是爬动的臭虫，再看我的身上已被臭虫咬得全是一片片隆起的包块。就这样，一个漫漫长夜我几乎是在恐惧中挨过去的。第二天早上我赶紧提上一对事先挑选好的灰色皮毛的兔子逃之夭夭，以后再也不敢去庆元叔家玩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为了缓解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决定精简下放一部分干部、职工，庆元叔家也被列在其中，无奈之下只好举家搬迁回了河北老家务农。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煤矿为当年被精简下放职工落实相关政策，庆元叔家的四子乔海森来扎赉诺尔煤矿接其父亲的班，安置在扎煤十二列电做技术维修工。海森弟来扎区后一度暂住在我家，后来搬入列电职工宿舍居住。也许是庆元叔家与灵泉的缘分未了，海森弟娶的媳妇不仅家住灵泉，而且还是灵泉矿下属农场的职工。

     以上所列举之我们乔姓诸家在灵泉地区居住、工作、生活之陈年往事绝非是想借此文而记述谱牒之事，意在借此说明在灵泉百年发展的过程中有诸多人家都是当年为了谋生而不惜背井离乡、千里迢迢闯关东来到扎赉诺尔和灵泉地区，并在达赉湖北岸这个地下藏有乌金、地上泉水潺潺，曾经水草丰茂的矿山安家落户，凭借着一代代人的艰苦努力建起了一座令人瞠目的煤城，为扎赉诺尔的百年建设，为满洲里口岸的改革开放乃至为东北地区的工业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然灵泉这块风水宝地就像一柄红烛照亮了别人燃尽了自己，如今的灵泉睹之让人无不感叹唏嘘。

     笔者虽然生活在扎赉诺尔几十年，但没有下过井、采过煤，缺少对矿工生活的真实体验。但吾家之亲属、同学和旧日之邻居有好多都曾在井下采过煤，耳濡目染也好，道听途说也罢，对采煤工人的生活还算是有一些粗浅的了解。笔者在整理该文时又参阅了一些资料，力求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采煤工人的生活状况做一个概述。

    从1902年沙俄开采波罗尼科夫矿开始，一直到日伪统治初期，扎赉诺尔煤矿生产都是采用小立井和斜井片盘开拓的采掘方法，这种采掘方式在当时是最先进的采掘技术。无论是采用立井和斜井采掘方式都区别于露天开采，所有的生产活动都是在百米以下或几百米的地下作业，所以都必须有一整套井下采掘和运输系统。当今井下采掘和运输系统乃是现代化的综采技术和配套的强力运输机，而上世纪初时，由于井下平巷运输没有机械设备，完全是靠人工挑土篮的办法将煤从巷道深处运出来，然后装进炭车，再通过地上绞车系统将炭车提升到井上，有时井下巷道很低，人站立不起来，只能靠人弯着腰、两手伏在地上，像马拉爬犁似的将装满煤的柳条筐拖运出来，其劳动强度可见一斑。在沙俄和日本人统治时期，井下采煤工人基本没有劳动保护，采煤工人在干活的时候几乎是裸露着身体（由于没有工作服，也没有井下防水用的雨衣或雨披，再加上当时布匹价格昂贵，矿工在井下作业时只好赤裸着身体），上身光着膀子，下身只穿一条裤头，直到升井之后才穿上自己用来遮身掩体的衣裤。在极其简陋、恶劣的井下生产作业的环境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采煤工人的肩上不知要磨出多少血泡，肩上、手上磨出一层又一层厚厚的老茧，身上一处处创口被汗水、污水浸泡而发生溃烂，甚至因无钱医治感染破伤风而导致死亡。在那暗无天日的年代，采煤工人的的确确是在用宝贵的青春和生命来换得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采煤工人鲜活的生命在殖民者的眼里无非就是他们用来疯狂攫取地下煤炭资源而抛出的一枚枚铜子而已。从日伪统治初期到1945年光复之前，井下平巷运输开始以人推车和马拉车为主，看似生产劳动方式有了较大的改进，其实这完全是殖民者出于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之所需，而绝非是为了改善采煤工人的作业环境所为。因为在残暴的日本把头和监工的皮鞭下，每一吨煤都是采煤工人用手镐在煤壁上一镐一稿地刨出来的。尤其是在日伪统治的后期，日寇为了支撑其摇摇欲坠的侵略战争，不惜采取疯狂掠夺的开采方法，完全不顾及矿工们的死活，矿工的生命安全毫无保障，大小矿难频频发生。即或矿工因矿难死亡也没有任何抚恤可言，只有一副薄薄的棺材板被草草地掩埋于荒冢之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扎区电视台周边的山坡上下到处都可以见到横七竖八、半埋半掩、没于荒草之中的因矿难而死亡的矿工墓穴，既没有墓碑，也没有坟头，不知道这里掩埋的究竟是谁。由于风雨剥蚀，薄薄的棺木或裸露或腐烂，上面覆满了蒿草，蒿草间有白骨可见。有的墓穴已完全塌陷，一场暴雨过后，蜿蜒的山路上到处可见被雨水冲刷而出的累累白骨，凄惨之状无以言表）。

   1946年，党领导下的民主政府收复了矿山，昔日的“苦力”终于跃升为矿山的主人，政治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无论是民主政府还是俄籍管理者一时还来不及改善矿工井下生产作业环境与生活条件，只能动员和组织广大矿工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放到恢复发电和恢复矿井设备与生产上。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随着扎赉诺尔电厂所有发电设备恢复供电，各大矿井经抢修后全面恢复生产后，井下生产作业方式才逐步得到改善，淘汰了原井下平巷运输以人推车、马拉车为主的生产方式，改为机械牵引炭车运输，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煤矿井下全部实现了皮带化运输。1988年以前，煤矿井下掘进依然是采用人工爆破和用原木支护巷道的掘进工艺，这种掘进开采方式最大的安全隐患就是突发冒顶事故。随着国家煤炭安全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1991年灵泉矿率先引进和使用了综掘机，1992年铁北矿使用了第一套综采设备，2005年灵泉矿也使用上了综采设备。至此，井下采煤工人的安全问题才有了根本性的保障，工人的劳动强度也随之降低，井下劳动生产效率获得极大提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井下生产作业时间为三班倒，俗称“白班”“二班”和“夜班”。每个班次下井作业时间理论上是八小时工作制，但实际上一个矿工从离开家门上班开始到下班回到家中为止，全部时间加起来至少要超过十个小时以上。一般矿工的住宅距离上班的井口都比较远，且那时的矿工绝大多数都没有自行车，矿工上下班都是步行（当时绝大多数的矿工都没有必要的交通工具，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受当时经济条件所限，上有老，下有小，一人上班挣钱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再者那时的矿工家属基本上都没有工作和收入。二是当时自行车属于奢侈品，是家庭生活的“三大件”之一，要么是因经济原因买不起，要么是因该类商品极度紧缺而买不到。三是受当时人们的消费观念所限）。矿工上班到井口后的第一件事是先去挂牌，类似于现在企业员工班前签到、打卡，第二件事是到坑口的灯房子去换灯盒子，第三件事是参加班前例会（那时候，各坑口都有班前例会制度，特别是每周必开的安全生产会，下井工人必须参加，不参会者按旷工处理。如遇班前会，上下班的总计时间还要在平时基础上延长）。做完以上全部准备工作后才能正式下井。那时矿工上下井没有运载工具，全部是靠步行，一般从井口下去再走到工作的掌子面近则三五里，远则十余里。到了工作的掌子面，一把装煤用的大板锹握在手里（那时井下工人装煤所使用的大板锹是特殊定制的，且不说铁锹本身的重量就已经很重，每一锹撮上来的煤足有一二十斤重，还要高高地扬起装进炭车中，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不一会儿就挥汗如雨了。一天劳作下来，不仅汗水湿透了衣服，还要穿戴着全部行头，拖着疲惫的身躯，沿着升井步行的坡道从地下几百米深处一直走到井口之上，然后再走回到家中。那时矿工下井犹如战士上战场一样有一套固定的行头，包括一身厚重的工作服（那时矿工配发的工作服与在地面上工人配发的工作服差异很大，是用小帆布为原料制作的，优点是厚实、耐磨，缺点是太重，而且遇冷水后很坚硬。要想清洗工作服则必须先用温水浸泡，然后用当时特有的一种竹根刷子刷洗才行。矿工的工作服新发下来时是白色的，但穿不上几天就变成了灰黑色的。好多年我都疑惑不解，为什么井下采煤工人穿的工作服是白色而不是浅蓝或黑色的，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个中原因。矿工在井下作业，除了支护巷道用的原木不是黑色的外，其余绝大多数井下物品、设备都是黑色的，如煤层、电缆、铁轨、炭车等。这些黑色的物品和设备在头灯的照射下几乎没有色差，而矿工身上穿的白色工作服和脖子上围的白色的羊肚子手巾尽管被煤灰染得已经接近灰黑色，但在头灯光束的照射下，与四周漆黑的煤层和设备等相比还是有一定的色差，这样便于互相识别，发现周围活动的目标，有利于安全生产）、头上戴着一只柳冠斗、屁股后面背着一个长方形的灯盒子（为头灯提供电源用的蓄电池）、肩上扛着一把大板锹、腰带上系着用手帕包裹的馒头、脚上穿一双长筒黑色胶皮靴子、脖子上扎一条羊肚子手巾（脖子上扎一条羊肚子手巾是那时下井矿工的典型特征之一。我曾好奇地问过在灵泉十一号井下井的姑父，他说别小看这羊肚子手巾，作用大了，在井下干活时可以用来擦汗，围在脖子上可以有效地防止头顶上落下来的煤屑钻进衣服里，冬天上下班围在脖子上还可以当围脖御寒用）。在井下负责巷道掘进和支护棚架的矿工上下班还要扛着一把长柄的大斧子，夏天还好，进入寒冬腊月工作服里面还套有棉袄、棉裤，这些行头缺一不可，累加起来其沉重程度就可想而知了。那时各坑口还没有浴池和更衣室，矿工在井下劳作一天，汗水湿透了衣服，在升井的过程中疲劳加上负重又是一身汗水。若到冬天，走出井口时凛冽的寒风不仅把工作服冻得邦硬，而且顺着领口、袖口往里钻风，那种冷热对流的滋味不言而喻。当然，现在各坑口的服务设施和条件都好了，工人下井和升井不用再徒步，升井后可以先到浴池去洗个热水澡，然后在更衣室换上干爽的衣服，原来上下班身上的那套行头再也不用背回家中。特别是随着大型综采设备投入使用，井下工人抡大板锹已成为历史，不仅采煤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大降低，安全系数也随之大幅提升，而那些带有鲜明历史特征的采煤工具如柳冠斗、大板锹、长柄斧子等从此再也不见踪影。

    据老矿工讲，建国之初，为了改善矿工井下作业条件，让下井的矿工能吃上一顿免费的中间餐，矿上专门设有列巴房（从1947年开始，根据上级指令，扎赉诺尔煤矿由中长铁路接管，并先后派来苏联专家和俄籍矿长，各矿均实行苏联那套“一长制”管理模式。所以，在俄籍矿长执掌管理权期间，煤矿党组织为了维护矿山主权和职工权益，先是成立了煤矿职代会，并在职代会下成立了职工民主管理委员会，后来经过斗争与协调又改成党委领导下的矿长负责制，这种管理模式一直维系到五十年代中后期。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扎赉诺尔煤矿是由俄籍矿长负责，所以才会按照俄罗斯人的饮食习惯给井下矿工发放大列巴作为中间餐），到中间餐时，矿山上的后勤管理人员就会把刚出炉的大列巴送到井下作业的矿工手中。但那时的矿工大都来自于河北、山东等地，从小吃惯了窝窝头、大饼子，对这种酸味的大列巴吃不习惯，好多矿工宁肯饿肚子也不愿意啃大列巴，结果配发的大列巴就被随手仍在巷道里，几乎随处可见。为了避免这种浪费现象，后来就取消了中间餐配给制，依然是由矿工自带中间餐。矿工上下班携带饭盒很不方便，最经典的方式就是上班前用手帕包裹上两个馒头系在腰带上，到了中间休息的时候，拿出凉馒头肯上几口，渴了就喝巷道边上水沟里流淌的疏干水。还有一种说法，当年矿上配发的中间餐取消后将其折合成下井津贴（俗称下坑费），即每下一次井且需干满四个小时以上者发给0.8元钱，而且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初，只是在原0.8元钱的基础上上调到1.5元钱。我记得，在灵泉矿十一号井下井的姑父当时每月工资总额大约是100元钱左右，其中下坑费每月约为24元钱（当时下井工人没有星期天，所以按出满勤30天×0.8元钱计算得出），占全部月工资的四分之一。月工资100元钱在当时绝对属于高收入，是地方普通教师和行政机关28级干部月工资的三倍。虽然当时下井采煤工作环境艰苦、危险性大，但工资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当时采煤工人不仅工资高，在粮食实行定量供给的时候，普通市民月定量是28斤，机关干部是29斤，而井下采煤工人是45斤。普通居民每人每月供应半斤食用油，采煤工人每人每月供应一斤食用油。据传闻，当年煤矿工人孙德玉一次参加全国劳模表彰大会，不仅受到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还设庆功宴款待全国劳模。宴会时，周总理问孙德玉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孙德玉说因为井下劳动强度大，现有的粮食定量不够吃。周总理见孙德玉的确是人高马大，于是就特批孙德玉每月粮食定量为57斤，此事在当时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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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扎赉诺尔村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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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达兰额罗木河”大坝上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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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建于扎赉诺尔开矿初期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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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扎赉诺尔最早的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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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扎赉诺尔煤矿的子弟小学原址

     在煤矿各井口还没有浴池之前，几乎所有的井下采煤工人在尚未回到家清洗之前，脸上都是由煤灰和汗渍所混合后的图案，颇有点像唱京剧的“黑头”模样。但那时所有的矿工下班后都是一样的“扮相”，所以谁也不会笑话谁，已经见怪不怪了。矿工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脱掉笨重的工作服和内衣，然后擦身和洗脸，洗完后的第一盆水几乎就是黑汤子，第二盆水则是淡如茶色的样子。那时，大多数的矿工住宅都还没安装自来水，都是到就近的水楼子去担水，尤其是灵泉“五六住宅”和“六四住宅”都是依山坡而建，从下边往上挑水一路上坡，一般体力好的人中间也得放下担子休息一会儿，回到家时已是气喘吁吁。夏天还好，到了冬天，陡坡之上都被冰雪覆盖，稍不注意就会滑倒，肩上担的水桶就会掀翻在地，所以，挑一担水很不容易，谁也舍不得浪费。从经济上讲，买一张水票一分钱，在当时一分钱是可以买一斤西葫芦或大白菜的。长期在井下采煤的矿工由于接触日照的时间少，且井下也没有地面上那么大的风，大多数人皮肤特别好，细皮嫩肉的，用老百姓话说就是都捂白了。但他们在井下整日握铁锹把、扛木头、支棚子，无时无刻不接触煤，不仅手是粗糙的，而且手掌上细密的皱褶里早就被煤渍浸成了黑色，无论如何清洗也难以还原本来面貌。这些都是采煤工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井下辛勤劳作所留下的印记。

    对于下井的矿工来说，每天最幸福的无外乎三件事，第一件就是平平安安地去上班，又平平安安地回到家；第二件就是回到家后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家人其乐融融；第三件便是吃饱喝足美美地睡上一大觉。而对在灵泉十一号井上班的姑父来说，每次升井回到家后最大的乐趣就是洗漱后端坐在小炕桌前，“惠姑”给他用一只透明的玻璃酒壶烫上一壶烧酒，然后一边吃饭一边小酌，顷刻间三两烧酒就下了肚，酒足饭饱后便躺在热呼呼的炕上酣然入梦（姑父的酒量很大，三两烧酒对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他自己曾说，喝了这么多年的酒从来不知道喝醉是什么滋味。也许正是因为姑父海量，也许正是因为常年在这种特殊的工作环境所形成的生活嗜好，最终导致晚年的姑父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并饱受疾病的折磨）。

    以上是笔者按图索骥和依据自己的亲历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扎赉诺尔煤矿矿工生活所做的一番力求翔实的描述，但仍觉意犹未尽，便自然而然地又想到了儿时居住在扎区西山一胡同大杂院时邻居家那些下井采煤的叔伯前辈们，如与我家大杂院隔道对面院里居住的李叔（李叔的名字好像是叫李庆海，听其口音便知是河北黄骅县人。若干年后，我被调到呼煤集团工作，有幸结识了原扎煤公司总经理杨德敏先生。一次我们到扎兰屯参加盟里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闲聊时方知我们家的老邻居李庆海叔叔竟是杨德敏先生的老泰山，也由此加深了我们彼此间的友谊。记得李叔家有四个孩子，长子的乳名叫“八十”，次子的乳名叫“四辈”，其长女和四子我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了。李叔家的老四是几个孩子中最出息的一个。那时，李叔家居住条件很简陋，连个能写字的桌子都没有，小孩子放学回来只能趴在炕沿上写作业。谁要是阻碍他写作业，他就会急得直哭。就是这样一个貌不惊人的孩子，首次参加高考就以优异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不仅为目不识丁的父母争了光，也为扎赉诺尔争得了荣誉。后来听说他大学毕业后考取了美国某名校的硕士研究生，再后来拿到绿卡在美国定居。李叔家的“八十”与我年龄相仿，是我儿时最要好的小伙伴之一。“八十”的性格颇随李叔和李婶，为人憨厚、从不惹是生非。后因我家搬迁到西山后居住，我们之间便渐渐地失去了联系。若干年后，我曾多方打探“八十”的消息，遗憾的是至今仍未得谋面）就是一位朴实厚道、话语不多、齿颊挂人的采煤工人。李叔家的婶婶是一个地道的家庭妇女，温良贤淑。因李叔、李婶脾气特好，我们儿时经常三五成群地聚到他家里去玩，也因此总能看见李叔上下班时穿着一套被煤尘染黑了的工作服，戴着一顶柳冠斗，肩上要么扛着一长柄斧子（这种长柄斧子是井下掘进时用来支护棚子时用的最基本的工具之一），要么就是扛着一把大板锹，屁股后边总是背着一个很沉重的灯盒子，腰间的皮带上系着用手绢包裹的馒头。到了冬天，李叔黢黑的工作服里面套上了棉衣棉裤，显得比平时臃肿了许多。柳冠斗里面加上了一顶狗皮帽子。不知为什么，冬日里的李叔很少扛着斧子或铁锹上下班，也很少戴棉手套，总是习惯将两只手揣进棉袄的袖子里。也许是下井劳作一天疲劳的原因，下班回家的李叔总是躬着腰走路。后来从李叔的言谈中得知他是在道北“七十四”下井，距离我们住的地方较远，往返一个来回的路程足有十几里地。一年四季，李叔默默地往返于家和矿井之间。这是当年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下井工人的形象。

    与李叔家同住一个院的还有一位叔叔，姓名已记不清了，好像是在沟东的十一号井上班。这位叔叔不苟言笑、深居简出，与左右邻居来往不多，所以大家对他也知之甚少。他家与李叔家门挨门，但我却从未进过他家的屋子。这位叔叔家的长子叫喜庆，也是我儿时的好伙伴，经常聚在“八十”家一块玩（此次整理《曾经的圣泉》一文时，我到扎区赵兰芳先生家去讨教时幸遇多年未见的喜庆，寒暄之后便忍不住地聊起了我们儿时在一块玩耍时的情景。那时，我们小学只上半天课，老师留的作业也不算多，所以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扔下书包去找邻居家的小伙伴们玩耍，要么聚在一起打瓦、扇啪叽、打巴斯克、藏猫虎，要么到西山坡上的荒地里去玩“骑马”打仗。每每大雨过后，我们就拎着铁锹到胡同口的过道处去“堵河”，看谁堵得“水坝”高，看谁堵得雨水多。到了冬天，大雪过后，纷纷跑出家门，先是在自家门前堆雪人，看谁堆得最高、最漂亮。接下来就跑到后山坡上效仿《地雷战》电影中埋地雷、炸鬼子的方法在雪道上挖陷阱，搞恶作剧；要么在山坡下靠近菜地的围栏处积雪厚的地方效仿《地道战》电影的情节掏雪洞，雪洞里有长廊、有居室，躲在里面不出来；要么就将小伙伴分成两伙，各自在雪地上构筑阵地，然后相互冲锋、打雪仗。总之，我们儿时虽然生活条件差些、玩具少些，但大自然给我们提供的天然环境比现在的孩子要丰富得多。后因我家迁居，彼此间便失去了联系。若干年后，我在扎区乘坐20路公交车时偶遇喜庆的老姨，便急忙打听喜庆的消息，方知喜庆小学毕业后没再读初中，也没按父母的意愿去煤矿上班，经亲友介绍去了灵泉国营饭店，在饭店先后做过服务员、厨师，在国营商业辉煌的后期还担任过灵泉国营饭店主任之职。在那个“单位包职工、职工包家属”的特定就业模式的年代，喜庆能到灵泉国营饭店上班并转为正式职工，在同时期的小伙伴中已经是佼佼者了。喜庆乃一矿工子弟，能在国营饭店做个服务员就已经很不易了，最后能执掌饭店主任之职，足以可见他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

    在我们家大杂院上边，跨过原解放街小学教师宿舍大院的上一个大院，居住的是伪满时期在煤矿下井的老一代矿工金明秀老人。家父曾说，金明秀老人早年也是投亲靠友来到扎赉诺尔煤矿下井采煤的，由于他早年上过私塾，在文盲居堆的矿工中绝对是凤毛麟角，且金明秀老人处世精道，颇受矿上管理者的赏识，逐步从一个普通矿工被擢升为当时煤矿的几个大把头之一。或许是有文化的缘故，或许是骨子里的品德所致，金明秀老人在矿上当把头期间从不仗势欺人、为非作歹，不仅如此，还经常接济那些生活困境的工友，所以光复后不仅没遭受政府镇压，还得到矿工们自发的保护。而那些依仗日本人的势力飞扬跋扈、为虎作伥、手上沾有矿工血债的大把头，如“高大马棒”之流则被我党领导下的民主政府镇压。金明秀老人因为有文化，又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属扎区大家公认的开明人士，所以退休后又长期担任解放路一胡同及其以北一带居民组的组长之职，深受广大居民的拥戴。后来老人家以年事以高为由，主动让贤，辞去居民组组长职务，并力荐家母担任居民组组长一职（家母在原籍河北景县老家土改时期就是村里农会的积极分子、妇救会主任，还是党组织培养的重点对象。五十年代初投奔家父来到扎区后一直在家从事家务劳动，参加过街道组织的“扫盲”活动，在邻居中也算是有点文化的人。由于金明秀老人的力荐，加之家父身为政府干部的良好政治背景，特别是家母在邻里中的声望较高，于是就顺理成章地被推举并当选为居民组组长，后来又当选为居委会主任。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家母不负众望，风里来雨里去，不挣一分钱，为了街道工作可谓是克尽职守、鞠躬尽瘁，一直干到我们家从解放路一胡同大杂院搬迁到西大营新居为止。家母堪称是党的街道工作的忠实执行者，是善于化解社会矛盾的感情使者，是一部播洒爱心的播种机，亦是深受辖内居民拥戴的居委会干部。家母不仅在街道工作中成绩卓著，年年受到嘉奖，在家中也是贤内助，从不让家父为柴米油盐之琐事而烦恼，也从不给家父添一点麻烦，全身心地支持家父的工作。“文革”期间，家母与家父同进退、共患难。家父曾经这样深情地说过：“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如果没有爱妻素英同志的百般呵护，我恐难以有信心忍辱负重地活下来。”在邻里之间，家母亦是大家公认的善解人意、古道热肠、乐善好施的好人。夫妻间因生活琐碎而发生龃龉，都愿意找家母倾述；有邻家生小孩也要跑来恳请家母帮助去找接生婆；有的人家孩子多，生活十分拮据，家母就会倾其所有给予帮助；有邻居出门办事，来不及将钥匙交给家人，常常会把家门钥匙交给家母代管。凡是和家母有过交集的人无不为家母握瑾怀瑜的品格所折服。家母走在街上，不时会有孩子跑过来“大娘”“婶婶”地叫个不停。家母长期担任街道居委会干部，经常要处理和协调一些邻里纠纷等矛盾，难免会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或被人误解为是在“拉偏架”等，甚至有人会产生不虞之隙。对此，家母从不与人计较，也从不怨词詈语。家母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是：只要为人处事心不歪，早早晚晚都会明白的。而在周围邻里们的眼里，家母就像菩萨一般，有求必应，善做度人之舟。古时“孟母三迁”为的是择邻而居。然家母不管迁居何处，都居不择邻，与邻为善，相邻相亲。如今家母已故去多年，吾从当年家母膝下的一个不谙世事的稚子也迈入花甲之年，但每每回忆家母之往事，崇敬之情都会油然心生。若让笔者寥寥数语来评价家母，吾觉“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字放在家母身上似不为过也）。

    在西山坡上（现扎区电视台下面）还住有一位与我们家在原籍老家同住一村的乡亲尹大丰，也是当年十一号井的采煤工人。我们河北老家南申庄村主要由两大姓氏构成，即乔姓和尹姓。村子中间有一条南北贯通的巷子，巷子的西边住的主要是乔姓人家，巷子的东面住的主要是尹姓人家。因为祖辈同居一村，两姓之间也早就排定了辈分，所以我称他为大丰叔。家母说，尹大丰家是我们村里最穷的人家之一，遇上年景不好就得举家出门讨饭度日。因家境贫寒，尹大丰没上过学。但尹大丰颇有内秀，求知欲很强，不仅自学文化可以读书念报，还擅长吹奏长箫。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携妻儿离开老家来扎赉诺尔煤矿讨生活时也没忘记带上那支心爱的长箫。我儿时到大丰叔家去玩，曾听他吹过长箫，虽然不知他吹奏的是什么曲子，但总觉得吹出来的音调很低沉，给人一种催人泪下的感觉。我们家大杂院门前的那条小路是大丰叔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所以我总能看见大丰叔穿着一身被煤灰染得黢黑的工作服，头上戴着柳冠斗，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胶皮靴子，来往于家和坑口之间。赶上大丰叔上夜班白天在家休息时，也常到我家与家母闲聊，临走时还要搜罗一些家父阅读过的书籍和报纸，夹在腋下回家去阅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书籍、刊物和报纸都属于稀缺的文化资源，大多数人家没有藏书，也不会自费订阅刊物和报纸。家父在当时算是扎区的文化人，闲暇时间最喜欢的是逛书店和买书，还常年自费订阅一些刊物如《旅行家》等，家中的一些报纸也是家父从单位带回家来阅读的。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家里的藏书有几百册之多。我从上小学之后，因为有了简单的阅读能力，就会在完成作业之余翻阅家父的藏书，虽然当时懵懵懂懂的，但我的阅读习惯就是在那时一点点养成的。只可惜这些宝贵的书籍在“文革”期间被毁于一旦）。在我的印象中，当时的采煤工人像大丰叔这样喜欢读书的人尚不多见。大丰叔从来到扎区在十一号井下坑开始，一直干到退休。退休后的大丰叔不愿意闲下来无所事事，于是就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后面挂着一个装冰棍的纸箱子，满大街吆喝卖冰棍（大丰叔膝下有五个孩子，大女儿叫喜纯，与我年龄相仿，参加工作后在煤矿建安处上班。长子叫建华，后来也子承父业在煤矿井下采煤。喜纯和建华小时候都是我家的常客，也是颇受家母喜欢的两个孩子。特别是建华，只要有时间就来我家玩，有时候很晚了也不着急回家。我就吓唬他，再不走，山坡上有鬼下来抓你。建华虽然长得弱小，但胆量奇大，一个人走夜路、走山路都不在话下。此外，我和妻子风英弱冠之年确立恋爱关系还是大丰叔从中牵线搭桥的结果。所以，我和妻子对大丰叔始终怀有一种感激之情。有人说，距离产生美，可我总觉得距离会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一种莫名的淡漠和疏远。我家先后两次搬家，先是从解放路一胡同搬到西大营，又从西大营搬到满洲里，原来的老邻居和亲友之间的走动就越来越少了，甚至有的渐渐中断了联系。所谓远亲不如近邻，或许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在大丰叔家隔壁住着一孟姓人家，姥爷是中国人，姥姥是俄罗斯人，母亲是华俄混血人，父亲是中国人。我记事的时候孟家的姥爷、姥姥已经故去，就安葬在他家不远处的山坡上。孟家的妈妈虽然是华俄混血人，但汉语说得很差。孟家的爸爸原本在煤矿下井采煤，后因所谓苏特嫌疑等问题被强行发配到内蒙古乌达矿务局，而且还严格限制其回扎区探亲。孟家长子俄语名字叫瓦力，也在矿上下井采煤。次子叫苏拉，一直没有工作，在家帮助母亲养奶牛。三子叫窝窝，那时尚小，与我们很要好，经常约我们到他家去玩。孟家妈妈对我们这些小孩子很热情，每每会拿出自家做的列巴、格瓦斯招待我们。我对俄罗斯文化的最初了解就是从孟家开始的。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几乎所有华俄混血人都是被怀疑和监控的对象，华俄混血人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最终导致孟家和扎区诸多华俄后裔选择离开中国而移居澳大利亚。对那些曾经生活在扎赉诺尔、曾经在这里下过井采过煤、原本期望在这里度过平静一生的那些华俄后裔来说，那段无情的“阶级斗争”经历不啻是他们人生中所被迫吞下的苦果。

    除灵泉之外，在我们家居住的大杂院前后左右，在西山居住区、南菜园子、三码机、红白房子、“五七住宅”、机械村、沟东老社宅、扎赉诺尔小站、东小屯、“赤卫村”等都是当年采煤工人和家属的栖息地，都留有采煤工人生活过的历史痕迹。虽然若干年过去了，但儿时所嵌刻在脑海里的那些鲜活模样仍呼之欲出，只是囿于篇幅，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在扎赉诺尔百年发展的历史画卷中，我们最不应该忘记的就是那些创造历史的采煤工人。可以这样说，正是当年那些曾经生活和挣扎在腐朽黑暗和殖民统治之下的采煤工人用他们凄惨之境遇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扎赉诺尔煤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跨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煤矿工人则以大无畏的奉献精神为扎赉诺尔地区经济复兴与发展、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建设与形成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没有一代代采煤工人的辛勤与付出就没有千家万户的温暖与光明，就没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繁荣兴盛的今天。采煤工人虹贯乌金、星辉霄汉，不愧为“采掘太阳的人”，是现代版的“普罗米修斯”。今天，当我们的共和国以昂扬之势步入世界强国和世界文化之林的时候，我们既不能忘记他们为扎赉诺尔的昨天所作出的贡献，也不能忘记他们曾经为之奉献过青春的扎赉诺尔灵泉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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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1962年自来水高位水库水源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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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的机关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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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1964年的矿区电影院（已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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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开始使用到21世纪初停止使用的前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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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前扎赉诺尔区最大的购物场所清真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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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的满洲里市扎兰诺尔矿区中蒙医院.jpg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扎区街里到灵泉之间尚没有公共交通工具，无论是街里的人想去灵泉，还是灵泉的人想到街里，要么骑自行车，要么只能徒步，区区几公里的路程显得那么遥远。但自行车在那个年代属于奢侈品，有自行车的人家凤毛麟角（站在今天看昨天，从某种意义上讲，自行车显然已经成为一个特定历史的概念。昨天，自行车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今天，自行车除了代步之外，已经被赋予健身和环保的理念。昨天，家有一辆自行车是很大的显示。今天，家庭轿车已入寻常百姓家。我记得，当时解放路一胡同那一大片居住区内只有几家是有自行车的，一是在我们家下边住的李福盛家有一辆半新斜梁26型的外国牌子的自行车，再就是我们大院里的张景绪爷爷家有一辆半旧的大国防牌自行车。张家的叔叔经常下夜班后独自一人带着抄捞子和一只“维的罗”骑着自行车到南边的圈河一带，也就是后来扎区食品公司加工厂的东面一带去捞河虾和泥鳅。我们家直到1969年我上初中之后才通过邻居帮忙弄到一个购买自行车的票证，花120元钱买了一辆飞鸽牌加重自行车。要知道，当时一辆自行车相当于一名小学教师三个月的工资，无论是谁家想要买辆自行车都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积攒才能凑够钱数，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年买一辆自行车比现在买一辆小汽车还要困难），绝大多数人远行到灵泉、小站或东小屯都是靠步行。从我记事起，跟着家父到灵泉亲戚家串门或是拜年都是步行。大概是到了1965年前后扎区街里到灵泉才有了公交车，而且每天只往返一趟（也有人说是1970年之后扎区街里到灵泉才有了公交车）。我至今还记得跟着家父去灵泉，从街里岗楼处出发，沿满航路南行，途经二胡同、西山小铺、三胡同，过了三码机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家了，路的东侧是木图那亚河的西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圈河（在灵泉露天矿没向圈河一带排土前，木图那亚河没有改道前，沿木图那亚河西岸是大片大片的沼泽和湿地，水草茂密，植物繁多，野鸭成群，浅水中可捞湖虾，泥土下可捉泥鳅），而路的西侧是绿草丛生绵延无际的丘陵。这段路既荒凉又漫长，每次走到这里的时候，我都有点胆怯，常常会问家父这里会不会有狼，家父总是笑着对我说狼也怕人，见有人来狼早就吓跑了。从扎区岗楼处出发后大约需要走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才能走到灵泉北上大坡的地方（现在的八栋楼一带）。过了这个大坡，再往前走一段路就到了泉子小桥，小桥的西北侧是红旗公社一队的菜地，小桥的西面上方就是泉子。过了泉子小桥不远的路西便是几栋俄罗斯人建造的石头房子和“五八住宅”，走到这里才有人家，才算是到了灵泉。现在想来，那时候的人是多么朴实憨厚，竟然不知道沟东运销处有往返于街里和灵泉之间的通勤火车。

    木图那亚河改道，灵泉露天矿开始破土，东小屯被整体搬迁，于是，一户董姓人家搬迁到我们大杂院中。董家的孙子叫新华，他父母家住在沟东老社宅。新华告诉我们，他家东面的运销处有往返于街里和灵泉之间的用于职工通勤的火车，谁都可以坐而且不要钱。这个信息对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无疑很有诱惑力，于是我们三五个孩子在新华的带领下迫不及待地去乘坐通往灵泉的职工通勤火车。当我们经过沟东的道口，路过光荣街小学，往前走不远然后左拐，再经过一个道口（这个道口是经过运销处通往九号井和九零八车站的）就到了运销处停靠通勤火车的地方。只见两三节绿皮火车已停在铁道线上，九号井刚下夜班的矿工正向通勤火车走来，于是，我们就尾随其后跟着上火车。那时的通勤火车停靠处尚没有月台，火车门距离地面很高，我们个子小需一个人先推上去一个，然后上面的人再依次地往上一个个地拽。进入火车车厢一看人不多，就赶紧往最里面的座位上跑，生怕被车上的管理人员看见不让坐，心里总有点不踏实的感觉。通勤火车上的座位与我曾经坐过的去满洲里的火车上的座位排列不一样，不是中间一条过道两侧的座位横着排列，而是沿着火车车厢环形排列了一圈儿。火车上的座位类似扎区老电影院里的长条椅，椅子面是由一根根木条组成，尽管坐上去有点硌屁股，但还是觉得挺舒服。火车车厢的中间有一个大铁炉子，铁炉子的上方有一排铁皮烟囱，很显然是冬天车厢内取暖用的。因为不知道火车啥时候开车，我们只能坐在那里耐心地等待。终于，火车的管理人员上车来，环视了一圈儿，用一种惊诧和不屑的眼神看了我们一眼，但没说什么。在这之前我心里有所准备，一旦有人盘问，我就说去灵泉十一号井的姑姑家串门，因为我姑父是矿上的职工，我也算是矿工家属吧。谢天谢地，这位看上去面目严肃的管理员并没让我们下车。火车鸣笛后，发出呼哧呼哧的响声，车窗外的建筑物在缓慢地移动，火车缓缓地驶出运销处向西，然后转了一个大弯经过沟东道口向南驶去。火车中间经停“红白房子”，接下来进入灵泉后的第一站是五号井，终点站是十一号井。那次我们几个小伙伴坐通勤火车到灵泉十一号井后没敢下车，生怕误了返回的时间。等了许久，火车终于开动，我们又顺利地返回了扎区运销处。有了第一次乘坐通勤火车的经历，也确切地知道乘坐通勤火车不用花钱，而且乘坐通勤火车也没有人管，所以后来再去灵泉惠姑家或海元叔家玩就不用再步行了。

    煤矿的通勤火车几乎是当年家住灵泉的矿工和矿工家属往来于扎区街里的主要交通工具，也是煤矿给矿工和矿工家属的一项福利（在计划经济时期，煤矿的职工和家属也确享有一些令人羡慕的福利待遇，如煤矿职工在“大病院”和各矿医院看病、住院百分之百报销，职工家属看病或住院百分之五十报销；煤矿职工买煤矿上有煤补，当然也包括坐通勤车不花钱）。通勤火车承载着矿工和矿工家属的生活希望，每天往返于两地之间，同时也给居住在扎区的非矿工家属提供了生活便利。到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各种交通工具的快速发展，运行了几十年时间的通勤火车也终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时至今日，只要上了点年纪的人提及当年的通勤火车还是会流露出深深的眷恋之情。

    上述连篇累幅、瘠义肥辞、循志叙事的部分终于算是啰嗦完了，但仍觉意犹未尽，总觉得尚未能将昔日圣泉之泉眼豁开、韶姿舒翠、柳絮扶风、清波撩目、游人如织的胜景描绘出来。于是，笔者尝试用散文，偶尔夹杂类似骈文的写作方法写了《圣泉赋》，不管是狗尾续貂也好，还是画蛇添足也罢，总还是当年曾数次亲临目睹过圣泉倩影之人的点滴感受和心随之畅想。笔者意在以此而飨不弃之读者是也：

    从扎区街里向南行十余里，始得进入灵泉小镇北侧的一个低凹的幽谷之处。西望，一股清澈如许的泉流自西蜿蜒而东，穿过公路下的小桥，便汩汩而独行。于是乎，所行之人撇开公路，沿泉流而溯踪，上行三四百米，一泓朝浸晨阳、暮染夕晖、昼映山黛、夜浮星月的圣泉即刻呈现在你的眼前。这就是传说中的圣泉吗？浅草微微，卵石之下一股股水花从地下涌出，这里既没有泉水之荡漾，也没有小溪之怀沙，唯见浸泡在水中的些许芳草伏身而相送。当你蹑足接近那一股股水花之时，足下顿觉刺骨之寒凉，仿佛周边的空气都被冷浸过一般，凉意袭人。原来，这就是千百年来闻名遐迩，为巴尔虎草原牧民所膜拜的圣泉。为了能来此畅饮甘泉，为了能来这里用圣洁的泉水沐浴，虔诚的牧民们赶着牲畜，坐着勒勒车，举家辗转来到这里。圣泉之灵验，从不会让慕名的牧民们乘兴而来、失望而归。但凡身体有恙者，即或来时风僝雨僽，而归时则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于是乎，心口相传，蜚声于塞外，来此拜泉者络绎而不绝。

     圣泉西眺，冈峦青碧，白云悠悠，绝牧歌而悠远；圣泉南观，瓦屋鳞比，襟茅舍而带水；圣泉东麓，晨启霞升，矿井飞鸣，筑巍然而天穹；圣泉北顾，丸山幽古，猛犸争雄，唯鲜卑而图鸿。且看圣泉周边，树木错落，苍然而葳蕤。那遒劲斑驳之老榆树，历经沧桑，曾目睹达赉湖畔，千里草原，金戈铁马，雕弓满月，横扫千军之蒙古雄风，如今沧桑未老，依列甘泉，满树的榆钱，微绿中带有一点点鹅黄，水嫩嫩的芽片将虬劲的枝条裹扮得依旧风姿绰约；那一棵棵散落泉畔的钻天杨，银绿色的树干高耸向上，将一抱树冠托举到空中，显示着与众不同的伟岸；几丛山杏树，虽然低矮，但树冠上却缀满了雪一般的花蕾，被风儿吹落的些许花瓣摇弋在泉水中，一幅梨花带雨般的境幻；泉边、树下，嫩绿嫩绿的小草葳蕤如茵。叶子如锯齿状匍匐在地上的“黄瓜香”，仿佛是圣泉的守护者，看似娇小，却用自己弱弱的身躯紧紧地贴住土壤；开满小黄花的婆婆丁，虽然不敢妄称亭亭玉立，但在万绿丛中却俨然是俯首于圣泉的“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的窈窕淑女；在圣泉边上，刚刚拔出莛，尚未结出紫色花蕾的山地榆乃出类拔萃者也，其纤弱的身躯随风摇曳，仿佛是向拜泉的人们频频致意的使者；车前草则是圣泉边上最茁壮的植物之一，肥硕而修长的叶子，叶片上一道道筋脉清晰可见，结满种子的序梗挺拔如健硕的汉子，岿然地守护在泉边。观此胜境，可谓铺青叠翠、错落有致、动静相合，圣意而盎然。若借范仲淹《岳阳楼记》“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之句，扎赉诺尔之胜境又岂不在圣泉一隅？

    四季轮序，唯冬日之圣泉最是别具一番情趣。料峭寒风裹来，草木枯色休生，皑皑白雪覆于泉畔，但蒸腾着白色气体的圣泉并没有黯然冬眠。虽然泉眼的周边已开始结有冰凌，且冰越覆越厚，然涌动的泉水却不顾冻凝依旧从高处的泉眼中夺目而出。开始时，涌出的泉水在地面上的冰壑中流淌，越几十米之后，淙淙之泉水忽而进入覆冰之下的暗渠之中。当地下泉水的涌出量骤然增加，冰下暗渠内的空间也骤然狭窄，于是暗渠内的泉水便按耐不住冰面死死的“压迫”喷薄而出，由西向东隆起一条带状的呈翻滚状的虬龙。大自然最是鬼斧神工，犹如冰雕大师挥舞着风刀冰铲在自由翱翔的想象空间里进行着创作，于是一幅壮丽的冰雪画卷便呈现在冬日的圣泉之畔。那隆起的冰琼有的其状如树，落梅疏横；有的其状如驼，卧看天际；有的其状如岿，琼楼玉宇；有的其状如虬，高帝斩蛇。伫足于遥处观之，犹如夏日八月醉卧草原看观巧云一般，任你尽情地想象。唐代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一诗中有曰：“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春江之上的皓月虽历经岁月之绵延然却年年而相似。但频观圣泉冬日之杰作，却是“圣泉之水年年有，今日冰鉴非他年”。

     圣泉是巴尔虎草原上曾经耀目的一颗明珠，引无数牧民“竞折腰”。盛夏来临，当漫山的牛羊啃噬新绿，膘肥体壮之时，牧民们便携全家、逐羊群，带着对圣泉的憧憬、仰慕和期待从四面八方聚首于此。圣泉之地，虽然没有雕梁画栋、晨钟暮鼓的寺院，没有猎猎飘舞、天花落雨的五彩经幡，没有口颂阿弥陀佛的喇嘛，也没有弘扬佛法、教义的碑文和石刻，但这里无不弥漫着禅音般的和风与绿意。足下潺潺流泉，洁净无染，地上疏绿斑驳，趣意无限，仰观白云如流，变化万千，若诸佛云临，在此水陆法会。然问道于圣泉之畔的那些虔诚者们亦在这里留下了千般法喜，于是自然与人文便在这里构成了曼妙的佛意与梵音。智者说，佛和菩萨绝不仅仅依靠那些简单的说教和宣扬教义的载体而存在，佛在虔诚者们的足下，佛在人们的心里。当一位位脸上刻满了岁月沧桑的蒙古族老人跪拜在圣泉之畔，当一座座银色的毡包坐落于圣泉之滨，当充斥着青草芳香的干牛粪所化出的缕缕炊烟在这里袅袅升起，当双手捧着圣水的人们在泉边尽享甘甜的时候，晨起的霞光、冉冉的暮霭、月笼轻纱的流霜又何尝不是佛祖于眉宇之间所释放出的佛光呢！

     藏传佛教认为人体就像一面光明洁白的大圆镜，由于身体上的疾病和思想上的熏染积习，使大圆镜蒙上了许多灰尘，再也不能发挥其应有尽有的功能，通过修炼，可以把大圆镜擦亮，天天擦一擦，就像人人每天都要洗脸一样。那些深居庙宇的活佛、喇嘛每天都要诵经、打坐，面壁佛祖进行心灵的洗涤和修炼。不管是诵经、面壁、修炼，还是参禅，皆为播种福田之根，修得“观自在”之境界。然虔诚之牧者来到圣泉之畔，用圣水洗浴，用圣水涤肠，用圣水明目，面壁圣泉而静心，又岂不是“金刚上师，坐在我的头顶，与佛相同”。经过数天、数月的拜泉，终于心神爽宜，杂幻尽除，无忧而无恙，又岂不如同匍匐叩首参拜千年之古刹、五体投地叩首布达拉宫、乘船渡海拜谒舟山普陀百尺之莲台是而。

    昔日圣泉虽无桃李，亦也“下自成蹊”。圣泉虽非翠色芙蕖，但亲山近水，星繁垂野，无诗亦有诗。有人钟情于敝履奇峰，有人钟情于峨眉踏雪，有人钟情于黄山赏松，有人钟情于终南寻道，有人钟情于十年图壁，亦有人钟情于圣泉濯足，于是乎，今人也好，古人也罢，各有所求，各有所择，美与不美，灵与不灵，有诗无诗，全在于自己内心之感受而。

本版图片由何佳提供

1975年7月的扎赉诺尔区的新华南路，左侧为当时的党委政府干部住宅

1975年的扎赉诺尔区电影院门前

1992年专卖俄罗斯商品的跳蚤市场

2003年改造中的步森大街（东风路）

1985年扎赉诺尔区街景

    笔者在整理《曾经的圣泉》一文的过程中，得到了曾在灵泉矿三斜井上班的表弟王庆华的大力协助。庆华弟是灵泉惠姑和姑父王金奎的次子，是出生在灵泉“五六住宅”的土生土长的灵泉人，曾先后在灵泉三小和灵泉二中上学，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便子承父业到灵泉矿三斜井上班。庆华弟与父辈相比幸运的是，自入矿以来一直在井上辅助工种工作，没有下过井挖过煤。庆华弟是个不肯拘泥之人，虽然井上的工作劳动强度不大，安全系数也高，但毕竟有些乏味，所以当灵泉矿一度推出停薪留职的政策时，他便抓住机会随同朋友一道踏上了赴俄罗斯打工之旅。赴俄罗斯打工的经历对庆华弟来说最大的收获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对俄后贝加尔地区的风土人情如数家珍，并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由于庆华弟为人忠恳，做生意童叟无欺，即或回国之后仍有俄罗斯朋友通过手机微信与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国内一些做俄罗斯生意的朋友也经常找他了解时下的俄方生意行情。庆华弟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他得知我喜欢俄罗斯产的一种用烟斗吸食的传统的浓香型烟丝，所以每次从俄罗斯回来探家时都会给我带一些回来，那段时间我乃“受益匪浅”。前段时间我给庆华弟打电话，告诉他我退休后闲来无事，受扎区史志办和满洲里文史研究会之邀，在刚刚完成有关扎赉诺尔解放街小学百年发展之历史一文后又开始收集有关扎赉诺尔灵泉的资料，希望他能助我一臂之力。庆华弟闻言当即应允，并邀请他一位好朋友开车拉着我到灵泉做了一番实地考察。灵泉我去过不知多少次，但唯独没有登上过小孤山遗址。车到小孤山遗址半山腰，因山坡陡峭无路可行，我们便下车步行，先看了小孤山南面的那座灵泉矿矿工遇难纪念碑，然后再登到山顶去观看小孤山遗址。在这之前，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象小孤山遗址会是什么样子，来到山上一看让我有点目瞪口呆，只见山上到处都是散乱堆积的矽质砂岩又称安山岩，如果不是有考古学家来这里勘察，并最终确定这里就是与蘑菇山旧石器遗址齐名的小孤山旧石器遗址和侏罗纪或白垩纪时代银杏化石遗址，无论如何也不敢将其与眼前的现状联系在一起。我俯首仔细地寻找，看是否还有被盗掘后遗漏的银杏化石，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一块巴掌大小的银杏化石，上面的树叶纹理依稀可见。站在小孤山上，手捧这块并不经典的银杏化石，禁不住心中的叹惜，一个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跨越时空上亿年的遗址如今已经被破坏得面目全非。时至今日，山的北坡下方尚有一座小木屋，据说那还是张志成和王世义先生在扎区政府负责国土资源管理工作时，为了防止小孤山遗址继续遭受破坏而设立的一个看护点。早春的小孤山上寒风料峭，环望四周，乱石铺地，枯草摇曳，唯有山的西坡下的废石坑里有一个避风的牧羊人在远远地观望我们这几个不速之客。

    离开小孤山遗址，我们从灵泉电厂处开始由南向北逐一地观看并记载着灵泉百年历史的旧址和废墟——灵泉电厂、矿务局砖厂、灵泉砖厂、原化工厂、罐头厂、十一号井、三斜井、灵泉二中、灵泉矿医院等。特别是当我们走到灵泉二中旧址的时候，庆华弟还较为详尽地介绍了当年灵泉的各小学、中学的具体方位与变迁情况。然后，我们返回到灵泉那条贯穿南北的商业一条街上，庆华弟更是如数家珍，介绍着当年这条曾经繁华的商业街上的一家家商店。按照庆华弟的指点，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笔记本逐一做出标注，同时拿出相机一一拍照。在汽车行进的过程中，庆华弟还给我简略地介绍了当年在灵泉地区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如灵泉派出所被炸案、灵泉知青点枪击案件等，同时还将灵泉地区几个主要住宅区的名称和方位也一一指点于我，还特别介绍了灵泉的“马号”住宅区、“双零号”住宅区的名称及形成原因，让我受益匪浅。我没有想到，庆华弟当年只不过是灵泉矿三斜井的一名普通工人，但他对灵泉地区的历史发展情况掌握和记忆的却如此清晰，仅此就足以说明庆华弟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灵泉地区的那份割舍不掉的深厚感情。

    在整理《曾经的圣泉》一文的过程中，笔者想查找有关灵泉街道办事处的资料和灵泉航运站的相关资料，但有关灵泉街道办事处的资料实在难以觅求，唯有灵泉航运站的资料在《扎赉诺尔志》上尚可查阅到一些。于是，我便与退休在家的赵兰芳先生取得了联系。赵兰芳先生早年参加工作就在航运站学徒，是航运站较早的机械师之一，也是掌管航运站机械船舶保养、维修与安全运行的技术总管，他基本上耳闻目睹了航运站创办、发展到最后衰亡的全过程。航运站撤销后，赵兰芳先生被安排到灵泉街道办事处工作，先后任过干事、科员、主任科员等职，是当时灵泉街道办事处比较得力的办事人员，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灵泉地区的社会事业发展特别是城建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赵兰芳先生闻之我要专程到他家里去了解原灵泉航运站和街道办事处的有关情况，不仅非常热情，而且表示一定会将自己所知毫无保留地介绍给我。翌日，我在妻子的陪同下，来到位于扎区立交桥南侧小区的赵兰芳先生家中。关于灵泉航运站，赵兰芳先生提供了一些在《扎赉诺尔志》上所没有涉猎的珍惜资料，如航运站建站之初和航运站撤销前的几任书记、站长的基本情况，当年航运站除了给东、西两旗的航运码头运送煤炭外，还曾运送过牧区急需的粮食和建筑材料，同时还给达赉湖渔场分场运送过干鱼等。他还介绍了航运站鼎盛时期的人员规模以及部分老职工的名单，如航运站职工李洪友、杨青友、王焕洲等。他还介绍，在航运站撤销前，为了寻找未来的发展出路，安置单位撤销后的部分职工，曾经组织有关人员赴外地考察部分地区的造纸厂建设与运营情况，并在原灵泉化工厂旧址搞过扎区发展史上唯一的一个灵泉板厂。

    赵兰芳先生还提供了有关灵泉街道办事处的一些重要信息。他说灵泉街道办事处资格最老的主任是一位叫孟格泰的老同志，再后来的办事处主任是张智，张智之后乃是查静。关于灵泉街道办事处主任孟格泰笔者似有点印象，要么是在扎区老干部科谋过面，要么就是听家父谈起过。为了搞清老主任孟格泰的情况，我让妻子通过她们朋友间的微信群搜到了孟格泰远在外地的女儿孟淑香，通过孟淑香了解到一些宝贵的信息。关于张智主任，笔者在区委办公室做秘书工作时就通过会议等途径有所接触，给笔者的印象是，张智主任中等身材、衣着简朴、稳健干练，是一位善独挡一面的基层领导干部，开会讨论发言时话语不多，但很少空话。在当时区委领导的办公室里很少能见到他的身影，是一位不愿走上层路线，不愿意到处喊困难的干部。笔者在区委办公室工作期间，张智主任的儿子小张（名字已经回忆不起来了）曾在区委办公室做过通信员，他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区属各单位分发、邮寄文件。那时，通信员给各单位送文件全凭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几乎每天都处于紧张的奔波中。但小张对自己所分管的工作从不叫苦叫累，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从小张身上可以看到其父张智主任的身影。继张智主任之后的街道办事处主任叫查静，是一位少数民族女干部，笔者在满洲里市委负责创建工作时与她有过几次接触。灵泉地区的环境卫生工作一直是困扰街道办事处的难题，主要原因是街道办事处乃区政府派出机构，人员编制少，经费又不足，既没有街道办所直属的环卫队伍，在环境卫生治理上也没有自主投入，完全依赖灵泉矿所属的环卫机构和下属各井队，街道办事处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协调灵泉矿来解决卫生问题。在当时“大企业、小政府”的格局下，灵泉办事处要想开展好创建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但在整个创建期间，灵泉办事处的各项创建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特别是在协调灵泉矿和有关部门在清理老五号井西侧和“马号居住区”一带堆积了半个多世纪的垃圾过程中得到附近居民的高度赞许。期间，查静主任因为孩子的问题曾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找过我，虽非我分管范围，但我也为此尽最大努力去做过协调，只是结果未能如查静主任之愿。

   在与赵兰芳先生整整一个上午的交流中，他无意间还谈到了自己从河北老家来到灵泉居住后，曾于1957年开始在灵泉小学上学，并肯定地说当时小学校的校址就在后来的灵泉百货商店的后身。闻之，我很震惊，因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介绍区属灵泉小学的情况，而这些情况我在整理《魂牵梦绕但却渐行渐远的扎赉诺尔解放街小学》一文的时候还尚不知晓。这次整理《曾经的圣泉》一文，无意间又了解到继解放街小学灵泉分校以后地方政府在灵泉地区的办学情况，并借此文予以载之，也算是对解放街小学办学情况的一点补充和延伸。

    笔者在《曾经的圣泉》一文中特意撰写了“灵泉二三事”一大段落，其中有“灵泉吾乔姓本家诸多亲属生活之记忆”，有“煤矿通勤火车留给我的些许记忆”，再就是笔者用较大的篇幅写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煤矿矿工生活之点滴记忆”。笔者之所以要在《曾经的圣泉》中写这一部分，其用意就在于借助回忆灵泉发展之历史，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去回顾和揭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煤矿矿工们的真实生活，让那段虽艰苦但却厚重的生活画卷重新回归人们的脑海之中，也让我们的后人知晓扎赉诺尔灵泉地区有悠悠远古历史，知道扎赉诺尔百年矿山一路蹒跚终于走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有多么的不易，知道扎赉诺尔从原来的“灵泉”“小站”“东西小屯”“南菜园子”“三码机”“西大营”“红白房子”发展到今天的已是二十万人口的北疆重镇的历史过程。这一切的一切无不是以煤矿矿工为主体的扎赉诺尔人和灵泉人所创造的历史。回忆历史是为了铭记过去，不忘初心。亦如列宁所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驾驭“矿工生活记忆”这样一个较大的历史概念，对笔者来说确实是个难题。为了让特定历史时期的矿工生活能够真实、具体、全面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不仅需要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还要查阅资料、走访知情人。为了能对矿工生活做全景扫描，笔者还尝试跳出灵泉这个特定的生活圈子，撮取自己早年的一些耳闻目睹，以弥补在对灵泉矿工生活情况掌握和了解上之苍白。其实，无论是生活在灵泉地区的矿工，还是生活在扎区街里的矿工，其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面貌大同小异，唯一的差别乃是狭义的地域之分。

                                          （完）

本文参考资料：

《扎赉诺尔志》——李农、郭文发

《从远古走来》——郭文发

《龙江史前考古》——魏正一

《呼伦湖晚第四纪湖相地层沉积学及湖面波动历史》——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湖泊沉积与环境开放研究所实验室王苏民、吉磊

《呼伦湖的形成历史与变迁》——崔显义、杨杰、郝建玺、布特根、刘兆刚

《扎赉诺尔煤矿历史变迁初步研究》——何佳

《宝刀磨砺自灵泉》——载于《扎赉诺尔记忆》（第二辑）——王世义

《东北地区消失的古国之东胡》——作者不详

《额尔古纳河源头——东胡》——作者不详

《夏家店上层文化和东胡》——作者不详

值此本文刊出之际，笔者在此对曾参考过的上述著述、文章之作者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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