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把看病当买卖的，还有哪个国家？

人民日报公众号早在几年前就曾发文痛批“治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并直接针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结论：“在我国，医患关系已经异化为消费关系。”“全世界把看病当买卖的，只有中国。”

的确，医疗问题一直是压在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许多网友可能都有体会，或者听过他人的抱怨。比如得了一场小感冒，去医院看，动辄就要两三百甚至五六百。因为医院会给安排各种复杂的检查，为了“查出病因”恨不得把所有的检查项目都给安排上，完全忽略了过去看感冒似乎不用这么复杂这一事实。

这还是小病，万一得了大病，那花费更是令人震惊，有人曾讽刺称“得病没病死，看了医院账单给吓死了”。一旦要住院，花销就会呈指数级上升，如果不幸进了ICU，那花费更是可以用烧钱来形容。很多时候，一个人的一场大病，就足以掏空一个中产家庭的积蓄，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有的家庭因为看病而倾家荡产的例子。

这也就导致“医院无用论”开始盛行，有人宣称“小病靠自己能熬好，大病去医院也没用”，主张有病了也别去医院看，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但却反映了人民群众面对医疗这座大山时的无奈心态——没有人愿意自己承担疾病之苦，硬挺着不去医院。为什么非要以身体为代价强撑着？无非是因为医疗费用对于太多家庭而言都太高昂了。

因此，人民日报当初才会对“把看病当买卖”的现象进行痛批，并指出“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可以交易，唯独生命除外”。可惜的是，部分群体依然对这一现象不当回事，病人在他们眼里不是应该医治的对象，而是行走的钞票。与其说这些人考虑的是如何治病，不如说他们考虑的是怎样尽可能多的从患者身上捞钱，这就是真正的“把看病当买卖”。

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不但导致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也让医学界的许多有识之士发出了改革的呼声，指出医疗行业再这样下去，“医者仁心”的招牌可能就彻底毁掉了。商业化看似能带来一些短期收益，但却会摧毁医疗行业的内核。

现在很多医院已经不是为人民服务，而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这实际上是在摧毁人民群众对医院的信任，也是医患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解放军总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赵霖教授就曾指出“救护车一响，半头牛白养”。

近期，国家卫健委终于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整治，展开了大规模的“医药反腐”，也就是对医疗和药品销售等领域展开反腐行动。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近170名医院院长、书记被查，也暴露了医药领域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状况。

可能有朋友还不了解医药反腐具体有什么内容，是针对哪些方面。其实对此国家卫健委已经在许多媒体平台上作出了回复，指出“集中整治内容重点在六个方面”，我们简单解读一下：

一是医药领域行政管理部门以权寻租；

这方面主要针对的不是医院和药厂，而是主管医院和药厂等主体的行政部门，也就是对这些管理者中贪腐人员的打击。比如某些医院的评级可能本来够不上某个等级，但通过贿赂某些主管人员而得以评上。又比如某些医院在管理方面其实存在诸多疏漏，本来不能通过每年的审核，但却通过贿赂等手段而得以通过，当然也有部分管理者索贿的情况。

二是医疗卫生机构内“关键少数”和关键岗位，以及药品、器械、耗材等方面的“带金销售”；

这主要指的是负责采购、销售的部门，这一块也属于是“重灾区”了。比如某种药品好不好，是否要采购，本来应该看的是这种药品价格如何，疗效如何。然而对于某些采购人员而言，却变成了看对方的名气大不大，给的红包厚不厚。是否采购某种药品不再取决于药品本身，反而取决于给予采购人员个人的利益，这显然是以伤害国家利益和患者利益为代价的，医疗器械的采购也是同样的道理。

三是接受医药领域行政部门管理指导的社会组织利用工作便利牟取利益；

这同样是权力寻租的一种，不同之处在于这里的腐败不是发生在管理部门本身，而是发生在其指导的社会组织。因为部分社会组织本来也应该有监督医药领域，并向行政管理部门汇报的职责，但这些组织内部同样出现了腐败现象。本来应该是官方与民间沟通桥梁，帮助官方反腐的他们，中间却有部分人和腐败分子同流合污，这自然是应该惩处的。

四是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有关问题；

医保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很多朋友也正在交医保。为什么要交医保？简而言之就是希望自己能靠着交较少的钱，在关键时刻获得医疗保障，不至于医药花费一下子让自己无法承担。但这些资金在具体使用中也会出现一定的问题，不排除有经手者借机以权谋私的现象发生，因此同样应该重视。

五是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在购销领域的不法行为；

医药生产经营企业主要指的是药品试剂、设备器械、医用耗材等厂家。要查医药腐败，就不能只查受贿的一方，也要查行贿的一方。比如有的药厂自身生产的药不合格，就通过贿赂行政管理人员和相关医院的方式让自己的药通过检查，坑害的则是广大患者。这种腐败往往都是“窝案”，因此不光要查行政部门、查医院，这些医药企业同样也应该查。

六是医务人员违反《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

这九项准则原文较长，这里就不复述了。简而言之这就是针对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规范，其对象除了医生之外，还有护士、药师和医院管理、后勤人员等，要求他们按劳取酬，不得坑害患者。这方面的反腐主要就是针对这些工作人员的反腐了，比如有医生开单提成，有医生推销服务，有医生通过各种明暗方式向患者索取红包，这都是应该打击的。

据央广网报道，这次医药反腐的力度空前，并且直达基层，可谓是“一竿子捅到底”，不止覆盖了城市中的“三甲”医院，也覆盖了诸多乡镇卫生院。而在医药反腐的过程中，各种行业乱象也纷纷暴露出来。

比如四川某三甲医院有一个丁某，曾担任信息中心计算机中心主任，负责为医院采购设备，他在任职期间就曾利用自己的采购职权大肆牟利。比如他曾和一家医药公司的刘某勾结，将项目信息提前透露给对方，并在项目比选过程中极力推荐刘某的公司——而这实际上不是因为刘某的医疗器械有多好，而是因为刘某给了他六十多万元“感谢费”。

这种问题在乡镇卫生院同样存在，比如安徽的张某曾担任某医药公司的业务四部经理。为了将自家的药品推销给卫生院，他竟然曾先后35次行贿该卫生院的院长，数额高达约222万元。行贿都能出这么多钱，意味着他们肯定能捞回来更多，而“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一切都是以损害患者利益为代价的，而张某和这个院长显然都违法了。

更令人震惊的还在后面：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竟然曾接受了100套房子的贿赂！普通人要买一套房子尚且困难，此人一收就是100套，这是多大的一笔财富啊！而行贿者舍得用100套房子来收买这个院长，显然也是因为他们能靠着这个院长的“照顾”获得更大的利益。这其中有多少腐败，侵吞了多少国家利益，不言而喻。

再比如今年5月中央纪委曝光的一起腐败窝案：云南省普洱市人民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杨文俊，本来负责的是采购医疗器械，应该公正地评判各类器械的优劣，不和供应商有私人往来。然而此人反而和供应商称兄道弟，成了相关医药企业宴请饭桌上的常客。有一次医院要购买一台直线加速器，原本只要1500万元左右。然而在杨文俊的主导下，医院最终却花了足足3520万元买下了这台设备，其中杨文俊个人吃的回扣就高达1600万元。

当然，医药反腐的相关案例还有很多，这方面最近央视就有许多报道，这里就不赘述了。简而言之，医药行业已经到了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来整治的地步。这不仅仅是为了患者，也是为了医药行业自身的存续，为了让医院重新获得信任。

然而对于这次医药反腐，却还是有人发出了奇谈怪论。比如有人质疑医药反腐过程中抓了这么多医院院长和主任，其中很多都是专家，会不会导致医院的“人才断层”？也有人认为培养一名医学人才不容易，更何况有些被抓的人还是老教授，有人还为医学事业作出过贡献，因此不应该这么“一刀切”，而应该从宽处理。

这些言论，其实本质上和当初反腐倡廉时宣扬所谓“培养干部不容易”“反腐可能导致动荡”的谬论是一个性质。都是以偏概全，过度渲染反腐带来的影响。如果一反腐，医疗系统就崩溃，那就说明这个医疗系统本身太脆弱了，就应该整治整治。

而至于那些说这些贪腐分子也作出过贡献，因此要从宽处理的，其实和当初为刘青山、张子善辩护的人也很类似。刘青山、张子善有没有贡献？当然也有贡献。但贪污就是贪污，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资历、功劳、年龄，都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所谓“医术高超”也不是护身符，如果一名医者的心坏了，那医术再高起到的也不过是反效果。

综上所述，其实人民群众的需求很简单，就是希望能看得起病，不要因为一次生病就造成如此大的打击。因此进行医药反腐，清除医药领域的蛀虫当然是必须的。这一行动也不应该仅仅是一场风暴，而应该成为一场持久的存在，温暖人民群众，震慑贪腐分子。愿有朝一日，人民群众不再为看病而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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