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去医院看病，有时是因为感受到身体不适或疼痛，有时是因为体检报告的某一项指标异常。我们在“药到病除”的期待中，来到诊室，向医生倾诉苦楚和困惑，等待代表着专业和权威的诊断与治疗。

我们向医生提出种种问题——

右腿骨折怎么办？

扁桃体发炎怎么办？

血糖指标异常代表了什么？

@《豪斯医生》 第八季

人体常常被比作一辆结构精密的汽车，医生则是技术精湛的机械师。当汽车发生故障时，车主会把车送到修车厂，交给汽修师，车间大门关上再开启，汽车便焕然一新。从故障排查到完成修理，全部在修车厂内解决，车主只需要在修车厂外等待。

有生命的人体与大规模批量生产的汽车实则大相径庭。在医学教科书中，人体被简单化、程式化和理想化；在现实中，人的身体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修复的实体。人的生理差异、人生经历、生活环境、心理状态和行为都千差万别，我们不仅要解决生理学上的难题，也要应对社会和心理学等方面的问题。

英国社会学家哈里·柯林斯和特雷弗·平奇在共同撰写的著作《勾勒姆医生：如何理解医学》中分析，比起机械师和汽车之间的关系，医患沟通需要患者更多的参与，就这个层面而言，去看病更像是去理发店而不是修车厂。

《勾勒姆医生：如何理解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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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理发师那儿的时候，往往先畅所欲言地讨论合适的“处理方法”，并且描述我们想达到的最终状态。快结束时我们会看着镜子中的发型，讨论是否如原来预想的那般好。不考虑“做发型的人”的内在状态，即顾客的需求，以及他/她的外部条件，理发师的工作不可能令人满意。只有当顾客的不满得到解决，“患病的”头发才“被治愈了”；只有当最终大家都同意“治疗”是有效的，理发师才能确定“病人的疾病概念”。当然，有的理发师有时候会坚持他/她认为最好的方案，不管顾客的需求，这会产生激烈的冲突。做发型时，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理发师的做法是越位的。

如同做发型时的情况，医生必须经常聆听病人对疾病症状的描述，因为只有病人知道这些症状——有时候这会比较困难，因为病人也许不善于描述症状，或者想象力太丰富。而且，患病的一系列情况——病史，非常重要且同样只有病人知道。最后，只有病患本人——作为他/她内在状态的唯一见证者——能够说治疗是否有效。比做发型时更常见的是，医生和患者对疾病严重程度和病程的意见往往不一致。正如社会学家所说的，相互影响，即医学专业技能和病人自我诊断技能影响范围之间的界限，本质上就在不断的“协商讨论”之中。

界限在哪里依赖于许多因素。

从历史上看，医生已经获得了优势地位，如同医学已被看作一门“科学”。19世纪前病人雇请药剂师、接生婆、外科医生或内科医生为其服务，但专业人士的知识仍然是理发师式的。顾客也许不能自己剪头发，但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医疗方面，密切关注自己内在状态的病人能够合理地判断，多几条水蛭是否可行，或者是否该拔火罐了。

《勾勒姆医生：如何理解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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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找到病人不会质疑的疾病分类方法，医生必须进入私人领域。例如，通过验尸，医生能够在尸体上找到疾病的病因，尸体也不会对此表示异议；活人只知道哪里疼，是否发烧，或者其他什么，但不会知道肠子上有一个不寻常的肿块。做尸检的医生省略了与病人的对话，获得越来越高的权威。特殊工具的使用有相同的效果。1819年推出的听诊器需要使用者掌握使用技巧并具备分析能力。听诊器创造了一种只有经过训练的使用听诊器的人能够理解的话语。尸检和听诊器开始把病人排除在逐渐成为医学科学的医学话语之外。

新的生命科学和现代医学大量的复杂技术，使天平向着这个方向，即医学作为科学和医生作为权威，进一步倾斜。最高点也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那时科学在整体上毋庸置疑地统领一切。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医学的批评和对科学本质逐渐成熟的理解，一定程度上磨圆了医学骄傲自大的棱角。就医生和患者，即有资格者和没资格者之间恰当关系的问题，人们再次展开讨论。

@《神迹》

柯林斯和平奇以扁桃体切除术为例，分析了患者和医生的关系，以及医生为什么会对相同的体征做出不同的诊断；通过艾滋病患者权益活动人士的案例，阐明病人掌握了充足的医学专业知识去影响医学研究者，从而改变临床对照试验开展的方式。

作为不免产生病痛的个体，我们更多地了解自己的身体，有助于自我发现和描述症状、增进对病史的了解、促进更有效的医疗服务，主动学习医学知识也能帮助我们选择医生或质疑诊断。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医学呢？

哈里·柯林斯与特雷弗·平奇将“医学”比作“勾勒姆”——一种具有不确定性、充满善意却又笨拙的造物。

“勾勒姆”（golem）是犹太神话中的一种造物。它是人用黏土和水以及符咒造出的人形傀儡。它强而有力，力量与日俱增。它遵从命令，为主人工作，并且保护主人免受敌人的威胁。但它也是笨拙和危险的，失去控制的勾勒姆也许会以它巨大的力量摧毁自己的主人；它是一个粗野的傻瓜，既不了解自己有多么有力，也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笨拙和无知。

“塑造勾勒姆”的过程

在这两位科技与社会（STS）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合著的《勾勒姆医生：如何理解医学》一书中，他们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阐释医学作为“科学”与“救助手段”的两面性，以及面对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健康问题和不甚完美的医学，没有医学专业背景的普通人应该怎么办。

《勾勒姆医生：如何理解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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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所爱的人面临癌症的死刑宣判，试图寻求替代疗法时，我们应该提出何种建议？

当同事确信自己得了慢性疲劳综合征，或由于重复性劳损请假时，我们要如何回应？

当孩子被要求接种疫苗，而该疫苗争议不断时，我们该怎么办？

当我们的乳房X光片、胆固醇指标等显示了危险信号时，我们要如何评估它的危险性？

当上年纪的父母或亲属不得不在医疗干预和有尊严的死亡之间进行困难的权衡时，我们要如何给出建议？

当自己的慢性疾病和损伤清楚地显示了死亡的前兆时，我们应该怎样应对？

@《白色巨塔》

医学研究、新闻报道、患者自陈、社群讨论，各种来源的信息都影响着人们的选择和判断。在书中，作者没有针对某个微观的医学问题给出非此即彼的化约答案，更没有站在医学的对立面，正如柯林斯与平奇所言，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科学’知识，而是更多‘关于科学’的知识。这些知识不会提供确定性，但可以增强判断力”。

封底彩蛋：看到真实的心跳

《勾勒姆医生：如何理解医学》封面打样前，设计师发来信息说：“封底的那个心电图的图案，我替换了一下。之前那个不自然，我换成自己测的心电图了。”

设计师的心电图（健康，请放心）

一个表征医学主题的人造矢量元素，被一段真实的心律替代，希望捧起这本书的读者都能从中阅读中感受到热忱的生命力，应对充满未知与不确定的未来。

矢量元素心电图 vs 真实的心电图

第一稿 矢量元素心电图

第二稿 设计师的心电图

最终呈现效果

作者简介

哈里·柯林斯（Harry Collins，1943— ）

英国卡迪夫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著有《人工智能：反对人类向计算机屈服》（Artifictional Intelligence: Against Humanity’s Surrender to Computers）、《引力的影子：寻找引力波》（Gravity’s Shadow: The Search for Gravitational Waves）等。

特雷弗·平奇（Trevor Pinch，1952—2021）

英国社会学家，电子勾勒姆（The Electric Golem）乐队成员，美国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科学与技术研究系前主任，著有《纠缠：关于人类研究科学、技术与声音的对话》（Entanglements: Conversations on the Human Trace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und，与西蒙娜·托索尼合著）等。

二人合著“勾勒姆系列”：《勾勒姆：关于科学你应该知道的》（The Golem: What You Should Know about Science）、《脱离控制的勾勒姆：关于技术你应该知道的》（The Golem at Large: What You Should Know about Technology）、《勾勒姆医生：如何理解医学》（Dr.Golem: How to Think about Medicine）。

《勾勒姆医生：如何理解医学》

[英]哈里·柯林斯 [英]特雷弗·平奇 著

雷瑞鹏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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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致力于救治个体生命，也肩负社会福祉。

●我们如何与医生携手应对疾病与伤痛？

●面对不完美的医学，我们难有万无一失的选项，却已找到增强判断力的路径。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 王一方 导读

●江晓原 刘兵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