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遴选高性价比的药品入院

随着药品从“收入中心”转为“成本中心”，医院药事委员会在遴选药品入院时除了临床需求、药品品种合理性，开始更加关注药品的药物经济学证据和临床综合评价结果。为充分考虑药品入院对医保支付的影响，降低因药品性价低带来的超支风险，部分医院的药事委员会纳入了医保工作人员。这一点在日本的经验上也得到了验证，日本推行的DPC/PDPS（Diagnosis Procedure Combination Per-Diem Payment System）是指诊断程序分组/按日付费系统，与DRG最大的不同是其不是按照每一个个案来支付，而是按照个案的住院日来支付。由于DPC打包支付对每个手术都设定了封顶价，这推动了日本DPC住院药品的仿制药替代，2005年日本的仿制药替代率还只有32.5%，而在2020年仿制药替代率已经达到了84.4%。尽管国内没有“仿制药替代率”指标的监测，但可以通过2021年“集采未中选原研药使用情况变化——集采推动仿制药替代”新闻发布会上的披露的数据粗略估计，新闻显示9个集采品种在集采前原研药的采购量占比为28.9%，即仿制药的市场份额在70%左右，和日本的数据相比，国内还有较大的仿制药替代空间。结合“一品双规”等考虑，未来医院在选择入院品种上必定会更加看重价格，转向使用价格更低的仿制药。

2.联动集采和国谈药落地政策

鼓励临床使用国家集采药品是政策要求，也是DRG改革下医院管控药品费用的重要手段。从2019年9月至2023年7月，国家已经组织了八批药品集中采购，每一批集中采购都由医院上报药品使用量，药品中标后医院执行上报使用量要求。国家集中采购的药品通过“以量换价，量价挂钩”，中选药品降价均在50%左右，并且中选药品为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药品或者进口原研药，有质量保证，医生从患者病情实际需求出发，为患者处方集采药品可以减轻医院用药成本负担。与国家集采药品相关的病组，支付标准是根据集采前的历史费用确定，而实际医院使用的是集采降价后的药品，可以认为医院会获得一笔额外的集采奖励金额，许多医院也感受到了集采后带来的“DRG返利”。

随着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周期变为一年一调，一些创新药品通过国家谈判的方式快速进入医保目录，各医院在支付方式改革中兼顾国谈药品落地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主要方案之一是通过“双通道”机制满足患者需求，从而解决由于医院的准入流程较慢，部分药品“进院难”的问题。但医院也需要预防由于“双通道”费用归集带来意料之外的问题，例如部分地区未将“双通道”处方的费用计入患者住院总费用，导致医院涉及“双通道”药物治疗病组低倍率病例占比异常高，病组费用严重失真，甚至影响到地区相关病组的支付标准调整，掣肘医院对该病组患者的正常治疗。除此之外，由于创新药品在临床使用中需要时间推广，而国谈药品在谈判后价格仍然较高，使用后容易产生病例超支，医生倾向于开具保守的常用治疗药物，而不愿意处方创新药品，如果DRG超支与绩效挂钩的话，医生更是缺乏使用愿意。为了激励医生使用国谈药品，有地方对国谈药品的使用采取特殊支付，例如湘西自治州规定“使用新增国家谈判药品费用占该病例医疗总费用10%（含）以上的病例可以进行费用极端异常单议”，河南开封、安徽铜陵则规定对国家谈判药品支付时单独计算点数。